他话锋一转，又道：“然其身后子嗣无依，亦令人慨叹。为君者，于此类砥柱之臣，非但要用之、信之，亦当保全之、体恤之，使其生前得展抱负，身后不至凄凉，方为明君待贤之道。朕于于成龙、汤斌等清廉之臣，皆厚加赏赉，荫及子孙，亦是此意。” 康熙既高度推崇吴奎的个人品德，也从君主角度，反思了如何更好地“养廉”与“恤贤”，使其政策具有延续性，这体现了他作为成熟政治家的考量。
雍正皇帝胤禛以严猛治国、痛恨贪腐着称。他可能会在批阅奏章或训诫臣下时，引用吴奎为例：“尔等自谓清廉，可能如宋之吴奎，位极人臣而家无长物？可能劾权宦而不惧，辩冤狱而不疑？若不能，便当惕厉勤勉，勿尸位素餐，更勿生贪黩之念！” 吴奎成为雍正整肃吏治、推行“养廉银”制度时的一个精神标杆。
乾隆皇帝弘历好名，也乐于表彰忠臣清官。他可能下令在国史馆立传时突出吴奎，或作诗题咏，将其与宋朝其他名臣并列，作为彰显本朝“崇奖忠贞”的例证。但在实际吏治中，乾隆朝中后期贪腐盛行，吴奎这样的榜样，在现实中可能已显得非常遥远。
**唐，长安。**
唐太宗李世民与群臣观后，讨论的重点可能在于“用人之道”与“臣子节操”。
李世民道：“吴奎之才，堪为能吏；其节，足称贞士。纳谏如流，则魏征可比；临事明断，或类戴胄；至于清廉自守，虽古之晏婴、羊续，亦不过如此。然其仕途颇多曲折，使契丹而遭贬，立储议而骤显，月余副相即外放，终老于州郡……此非独其个人际遇，亦可见宋室用人之迭宕，中枢与地方迁转之频仍。”
房玄龄接口：“陛下明鉴。观吴奎一生，刚直为其所长，亦或为其所困。刚则易折，直则难容。然其能屡蹶屡起，终至高位，亦见宋仁宗虽有摇摆，毕竟存有识人之明、容人之量。若遇昏聩之主，此等臣子，恐早已湮没无闻，或身陷囹圄矣。” 他们从吴奎的沉浮，透视了整个朝廷的政治生态和君主素质。
魏征则可能更关注吴奎的谏诤精神，引为同道，感叹：“‘语甚切直’而能令‘仁宗感悟’，此谏臣之幸，亦君王之明。然其后遭际，亦说明尽忠直谏之路，从无坦途。” 唐代诤臣辈出，魏征对吴奎的际遇自有深切共鸣。
**汉，武帝朝。**
汉武帝刘彻雄才大略，用法严峻，赏罚分明。观看天幕后，他或许会询问身旁的公孙弘、张汤等人意见。
公孙弘作为儒术丞相，可能会说：“陛下，吴奎之行，颇合儒者‘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之旨。其孝亲、清廉、直言、惠民，皆圣人之教。然其身后子孙困顿，虽显其廉，亦恐非‘善始善终’之福。为朝廷计，当使廉能有后，方可使天下士人乐于效法。” 他既肯定吴奎，又提出朝廷应给予适当保障，以鼓励清廉。
张汤则可能从律法吏治角度评论：“其劾宦官、雪冤狱，是司法御史之职分；治郡县有能名，是地方守令之本色。至于家无余财，乃其个人操守，与律法考功无关。然其子无室以居，若在汉法，或有‘恤吏’之条可循。唯其使外邦而遭贬，立国本而骤迁，月余而徙，似嫌朝廷任用，失之轻率，非久安之策。” 张汤更注重制度性和政策稳定性。
刘彻本人可能欣赏吴奎的胆识和能力，尤其对其出使不辱、治理有方面感兴趣。但对其极端的清贫，或许会觉得有些“过”，认为大臣在恪尽职守的同时，也应妥善治家，方为全才。汉朝高官多有封邑、赏赐，像吴奎这样极致的清贫，在汉代较为罕见。
**秦，始皇朝。**
在秦始皇嬴政和李斯看来，吴奎的许多行为难以理解，甚至格格不入。
嬴政皱眉：“此宋臣，琐琐于弹劾宦官、辩白同僚，乃至身后家贫子困，皆细务耳。为臣者，当如李斯，通晓律令制度，助朕统壹文字度量，修筑驰道长城，规划郡县天下，此方为经国大业。清廉与否，私德而已，何足天幕如此彰显？” 秦朝崇尚事功，以是否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帝国建设为评判标准，吴奎的儒家道德操守和具体政务处理，在秦始皇看来并非首要。
李斯则可能补充：“其‘强直敢言’，若所言利于法度一统、君主威权，则为忠；若仅为沽名钓誉、干扰大政，则为迂。观其一生，虽有小节可称，然于开拓疆土、强化皇权有何大建树？宋室积弱，正因多此类拘泥道德小节之臣，而少商鞅、韩非之流宏图远略之士。” 法家思想浓厚的李斯，对儒家色彩浓厚的吴奎评价自然不会高。
**历代士人、百姓与思想界的反响：**
- **儒家知识分子：** 绝大多数儒生将吴奎视为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