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之上，百官心情各异。与吴奎交好或理念相近的臣僚，如欧阳修、包拯（若在世）、司马光等人，感慨万千。欧阳修叹道：“长文兄风骨，山高水长。仕宦数十年，出入中枢地方，所至有声，而家无余财，子孙困顿至此……此真古之遗直，国之瑰宝！可敬，可叹！” 他们既钦佩吴奎的操守能力，也对其身后萧索感到悲凉与不平，这无疑加深了他们对“君子固穷”、“正道难行”的体认。
一些较为务实甚至略有贪墨的官员，则暗暗咂舌，内心不以为然。“吴奎这也太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自当如此，但何至于连子孙栖身之所都不留？清名虽好，然身后子孙受苦，岂是仁者所为？怕是过于沽名钓誉。” 他们无法理解或不愿相信有人能清廉至此，私下或许会以“矫情”、“不通世务”论之。
更多的中下层官员和士子，则受到极大震撼。“位极人臣，犹能清廉自守至此！”“义庄周乡里，自家无片瓦……这才是真读书人的样子！” 吴奎的形象，在他们心中瞬间高大起来，成为“学而优则仕”且能坚守初心的完美楷模。许多人暗自立志，要以吴奎为榜样，尽管内心也清楚，达到其境界何其之难。吴奎的事迹，无疑为北宋中期士大夫强调气节、崇尚廉耻的风气，注入了一剂强烈的催化剂。
**宋，南宋时期。**
偏安江南的南宋朝廷，面对北方的巨大压力和内部的政治纷争，对吴奎这样的前朝典范，感情更为复杂。
孝宗赵昚有志恢复，锐意改革，看到天幕中吴奎的事迹，对大臣们说：“吴奎之才，足堪大用；吴奎之节，足为臣范。我朝若得多几位如此刚直廉明、公忠体国之臣，何愁政事不修，北疆不复？” 他将吴奎视为激励士风、整顿吏治的精神象征。
主战派如辛弃疾、陆游等人，读到“出使契丹，守礼仪、壮国威”而反遭贬谪一段，必是扼腕长叹，联想到自身及诸多志士的相似遭遇，对朝廷的昏聩和妥协政策更加愤懑。吴奎的遭遇，成为他们抨击时政、感慨“忠良难容”的又一例证。
即便是主和派或埋头学术的理学家，如朱熹，也会对吴奎的个人品德给予极高评价。“存天理，灭人欲”，吴奎可谓践履者。其清廉、孝道、直谏、奉公，无一不符合理学对士大夫的严苛要求。朱熹可能会在讲学或着述中引用吴奎，作为“修身”近乎极致的实例。然而，理学家们或许也会私下讨论，吴奎的政见（如对契丹态度、立储之议）是否完全符合“理”的规范，但这并不影响对其个人操守的推崇。
临安城内的百姓和普通读书人，则对“死后家无余资，其子无室以居”唏嘘不已。“这么好的官，结局竟如此凄凉，老天无眼啊！”“朝廷就该好好抚恤这样的忠臣之后，不然谁还肯做实心事的清官？” 吴奎的悲剧性结局，使其清官形象更添悲情色彩，在民间传播中，其“青天”之名可能与包拯并列，甚至因这极致的清贫而更具冲击力和传奇性。
**明，洪武朝，南京。**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用刑极酷。观看天幕后，他神色肃然，对太子朱标及百官道：“你们都看见了？这才是为官的样子！吴奎这人，咱听着就欢喜！从小穷苦，知道百姓不易；做了天大的官，还不忘本，不置田产，不蓄余财，拿俸禄买义庄帮衬乡里，自己儿子没房子住也不管——这说明啥？说明他心里装的只有朝廷，只有百姓，没有他自己！咱大明就需要这样的官！”
他越说越激动：“再看看他做的那些事：敢告有权有势的太监，敢给被冤枉的同僚说话，出使外国不丢咱中国的脸，皇帝有错他敢指着鼻子劝！这才叫忠，这才叫直！那些个贪墨枉法、结党营私、见了上官像条狗见了百姓像头狼的官，在吴奎面前，连提鞋都不配！” 朱元璋随即下令，将吴奎事迹载入《臣鉴录》《彰善榜》等官方教化书籍，要求各级官吏学习，并严申贪墨之刑。吴奎在明朝，被朱元璋树为官吏清廉刚直的终极样板，其历史地位因这位开国皇帝的推崇而大大提升。
**明，中后期。**
随着官僚体系膨胀，腐败渐生，官场风气变化。张居正等改革家观看天幕，心情复杂。张居正或许会欣赏吴奎的实干能力（如治理开封）和直谏勇气，但对其身后萧条的处境，作为务实政治家，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为官清廉，自是本分。然身为宰辅，理家无方，致使身后子孙流离，亦非完人。执政者，当于国于家，皆有担当。吴公之清，可敬可佩；其于家族之虑，似有未周。” 这种评论，反映了明代中后期一些士大夫在理想与现实、公务与私谊之间的平衡思考。
而海瑞等以极端清廉闻名的官员，则会将吴奎引为千古知音，视为榜样的榜样。海瑞可能上疏，借吴奎事迹抨击当时官场的奢靡腐败，呼吁恢复洪武时期的严厉风纪。
**清，北京。**
康熙皇帝玄烨自幼接受儒家教育，重视吏治，提倡清官。观看吴奎事迹后，他在经筵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