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微微颔首：“刘墉所言不无道理。非常之时，可酌用非常之法。然和珅所虑，亦需警惕。州县官当以教化息讼为上，明察秋毫为本，此类机巧，可一不可再，更不可为标榜智术而滥用。传旨军机处，将此事记档，可于《邸报》中略提，以为州县官鉴戒，非为倡导。” 乾隆的态度体现了其统治风格：欣赏实用有效的智慧，但强调必须在既定秩序和儒家伦理框架内，警惕任何可能动摇“正统”治理方式的手段。
**清，地方官场与士林。**
那些正在任上或候补的州县官员，观看天幕后，反应不一。
一些循规蹈矩、注重程式的官员摇头：“郑板桥这是弄险！审案自有程序法度，岂能教唆诉讼之人互相殴斗？成何体统！若那哑巴下手过重，打死打残其兄，又当如何？岂不是制造新案？此风断不可长！” 他们认为郑板桥破坏了司法程序的严肃性，开了坏头。
另一些富有实务经验、深感基层办案之难的官员，则暗暗叫好：“妙哉！对付此等奸猾无赖、欺压孤弱之徒，正需板桥先生这等霹雳手段！律条是死的，人是活的。前任县令拘泥无证，便使冤屈沉埋；板桥先生略施小计，便让真相大白。这才是真能为百姓做主的好官！” 他们从郑板桥身上看到了突破僵化司法困境的一种可能，尽管这“可能”带着风险。
许多师爷、刑名幕友，则对此案细节反复琢磨。“诱供”之术，古已有之，但郑板桥此法设计之巧，抓住了人性弱点（兄长对持续暴力的恐惧与对严惩哑巴的急切），令人叫绝。此案成为他们私下研讨的经典案例，有人准备将其收入自己编纂的《刑案汇览》或《洗冤秘录》类笔记中，作为“谳狱奇策”之一。
士林之中，对郑板桥本就知之甚详。他的书画文章，特立独行，被誉为“怪”，这桩公案更为其“怪”增添了注脚。推崇者赞其“智近于妖，心仁如佛”，将他的行为与古代善于折狱的能吏如狄仁杰、包拯相比，认为其智慧光芒足以掩盖方法上的非常规。批评者则谓其“任诞诡谲，有失官箴”，认为官员应以德服人，以理晓人，用计诱供，非君子正道，与其书画的“野逸”一样，终究不是庙堂之器。
**明，各时期。**
大明律法体系成熟，官场生态复杂。观看此案的明朝官员，感受更为直接。
洪武朝，朱元璋以严刑峻法治国，对官吏要求极其苛刻。他看到此案，可能会觉得郑板桥“心思机巧，能为民伸冤”，但更会关注那兄长欺凌孤弟、侵吞家产的行为本身。“此等不友不悌、贪婪败伦之徒，当重惩以儆效尤！郑板桥仅令其分产，未免太轻！若在朕治下，当杖其数十，枷号示众，家产尽没入官，方显朝廷教化！” 朱元璋更重视用严厉惩罚来维护伦理秩序和震慑犯罪。
永乐朝，朱棣观看后，对太子朱高炽及众臣道：“州县亲民之官，如郑板桥者，能用心至此，也算难得。然治国需大法度，此类个案机巧，可赏不可恃。国家设律令、置御史、行考成，方是正途。” 他站在更高统治层面，认为个案智慧值得称道，但帝国运行依赖的是制度与监督。
万历朝，海瑞以刚直闻名，断案如神。他若看到此案，或许会捻须思索，然后道：“郑板桥之计，巧则巧矣，然非根本。若我为县令，必细查其族谱、旧契、乡邻证言，抽丝剥茧，令其兄无可抵赖。然其疾恶如仇、庇护弱寡之心，与海某同道。” 海瑞自信能通过更扎实的调查取证来解决问题，但也认可郑板桥的出发点和最终效果。张居正则可能从行政效率角度，欣赏郑板桥快速解决纠纷、稳定地方的能力，认为这符合其“考成法”精神。
明朝中后期，地方胥吏横行，司法腐败常见。许多有冤难申的百姓看到郑板桥此举，无不感佩涕零：“若是天下官员都如郑青天这般肯用心思为小民做主，我等何至于冤沉海底！” 郑板桥的形象，在民间迅速与包拯、海瑞等清官符号并列，成为底层百姓对“青天”渴望的又一寄托。
**宋，北宋仁宗朝。**
开封府，包拯正在处理公务。天幕显现时，他凝神观看。看到郑板桥诱使哑巴兄长自认兄弟关系时，包拯那黝黑严肃的面孔上，眉头微微舒展。
“此计虽险，然意在锄奸扶弱，结果公道，可称善断。” 包拯对身旁的公孙策、展昭等人道，“司法之难，常在证据湮灭，奸徒狡黠。郑板桥不拘常法，直指人心之弱，破其奸谋，颇有古之良吏遗风。然……” 他话锋一转，“须防胥吏效颦，滥用此术，罗织罪名，陷害良善。故律令明裁，程序严谨，终是根本。”
公孙策点头：“大人所言极是。郑板桥此法，如利刃，善用者可除奸邪，滥用者则伤及无辜。关键在断官之人心术是否中正。观其事后处置，仅令分产，未加严惩，亦见仁恕之心，非为炫技。”
民间说书人、勾栏瓦舍的观众，对此案更是兴趣盎然。“嘿！这郑板桥，断案的手段比咱们包龙图还奇哩！” “哑巴打哥哥，竟是县太爷教的，这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