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子胤禛（雍正）沉稳道：“太子哥哥所言是从文献性质着眼。儿臣更留意历代对它的阐释史。从司马迁‘不敢言’，到郭璞作注，到明清学者考据，可见随着知识增长，人们对此书态度渐趋理性，试图剥离其神话外衣，探寻可能的历史内核（如顾炎武、吴任臣等）。然终因时代悬隔，材料有限，难有定论。我朝考据学兴盛，或可鼓励学者从文字训诂、古音韵、比较神话学等角度深入探究，即便不能完全破解其谜，亦可推进上古史研究。然于朝廷教化、士子进学，仍当以经史实学为本，此类书只可作为博雅之助，不可沉溺。”
大学士张英道：“两位皇子殿下所言甚是。从学术史看，《山海经》研究本身已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其书保存了大量古代语言、神话、民俗的珍贵资料，对于理解华夏文明多元起源与早期发展，具有不可替代之价值。我朝编纂《四库全书》，将其归入‘子部·小说家类’，并收录郭璞注、毕沅校注等重要版本，正是承认其独特地位。对待此书，既不可如秦皇般焚毁，亦不可如某些方士般迷信，而当以严谨审辨之学术态度处之。”
玄烨颔首：“《山海经》乃中华古籍中一株奇卉，虽枝蔓丛生，难以常理修剪，然其根植深厚，花色奇诡，自有其存在之理。我朝文治，既重经史正道，亦容百家杂学。此书可存于天府，供学者探究。传旨武英殿、翰林院：整理校勘《山海经》现存善本及重要注疏，择其精要，编入《四库全书》相关部类。另，命国子监于经史课程之外，可设‘古史疑案’、‘神话溯源’等专题讲座，引《山海经》为例，教导士子如何辨析史料、看待古人想象，以增其学识与思辨能力。至于民间，听其自然流传，只需导之以正学，自不致为所惑。”
**清，乾隆朝，武英殿。**
弘历与纪昀、刘墉等观天幕。弘历道：“《山海经》之谜，自汉至今，议论不休。纪昀，你总纂《四库》，于此类典籍之归类取舍，有何准则？”
纪昀躬身：“皇上，《四库全书》子部收录书籍，务求博览而有所别择。《山海经》一书，虽内容荒诞，然其书古老，历代注疏不乏名家（如郭璞、杨慎、吴任臣、毕沅），且于古代神话、语言、民俗研究颇具价值，故予以收录，归入‘子部·小说家类’之‘异闻’属。提要中明确指出：‘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盖古之巫书，……然道里山川，率难考据，耳目所及，百不一真。’既肯定其文献地位，亦阐明其性质局限，导读者以正确认识。同时，将较为扎实的考据着作如毕沅《山海经新校正》等，另列于‘史部·地理类’之存目，以示区分。”
刘墉道：“臣每览此书，感叹古人想象力之恢弘。其所构建之世界，有中心（《山经》），有四方（《海经》），有极远不可知之大荒，有上下四方之神灵异兽，俨然一套完整的、充满巫术神话色彩的宇宙模式。此书对于理解先秦之宗教观念、思维模式，价值或在所谓‘地理’价值之上。我朝学者，若能结合甲骨金石、出土简帛、边疆民族志等新材料，或能对其中某些内容（如某些神名、族名）有新的解读。然此乃专门之学，非一般士子所宜深究。”
阿桂道：“从务实角度看，此书无益于军国经济。然皇上倡导文治，编纂巨典，网罗古今，此类代表先民奇特想象与早期文明痕迹之典籍，自应在收录之列，以显我朝文教之盛、收藏之富。只需在官修书籍中给予恰当定位与评价，便不致误导后人。民间阅读，自有其趣味所在，只要不涉邪教异端，亦无需过多干预。”
弘历道：“诸卿之论，甚为公允。《山海经》作为一部承载上古信息与想象之奇书，其存在本身即是文化财富。我朝编纂《四库》，正应如纪昀所言，既广收博采，又慎加别择，明示其性质。传旨：将《山海经》郭璞注、毕沅校正本等精善版本，收入《四库》子部，其提要务必斟酌得当。另，命内府造办处，可择取《山海经》中较为典丽奇特之形象（如凤皇、鸾鸟、九尾狐、乘黄等），制成系列玉雕、珐琅陈设，既为宫廷增色，亦寓含收罗古今、雅好博闻之意。再于《御制咏物诗》中，可选数题咏及《山海经》异物，以彰文治之暇兴。”
天幕清光，在万朝或欲焚、或存疑、或包容、或探究的纷繁态度中，渐渐淡去。《山海经》那庞大、模糊、瑰丽而又怪诞的身影，连同其中无数奇禽异兽、远国异人的幻象，却深深印入诸天观者的脑海。
秦朝视其为必须清除的惑乱之源；汉初持开放而审慎的收藏研究态度；汉武帝时期更重实证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