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城。**
这个文化极度自信开放的时代，对天幕展示的楚文化多样性抱以极大的欣赏和共鸣。
李白正在某处酒肆狂饮，抬头望天，看到“青云衣兮白霓裳”之句，拍案叫绝：“妙哉！此真吾之前辈也！楚人气象，果然非凡！某之‘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正是从此中化出！”他对楚文化中那种超越现实、遨游天地的自由精神深感契合。
杜甫则更关注其情感深度与社会关怀，捻须沉吟：“《楚辞》怨诽而不乱，盖因情真而词切。屈原忠而被谤，发而为《离骚》，其心可鉴，其文可传。楚虽被视为蛮，然能出此等忠臣文化，焉能轻之？‘国风’缺楚，实乃周采诗之憾。”
白居易与元稹等在中唐倡导新乐府运动的诗人，则从中看到了文学反映地域风情、表达个体情感的多样性可能。“《诗经》有十五国风而无楚风，然楚声自存于《楚辞》，别开生面。”白居易对友人说道，“可见文章之道，不在是否合乎‘正统’，而在是否发自真情，是否具有独特生命力。楚文化于此，足为后世师。”
普通文人百姓，则被《楚辞》中那些奇幻的画面和热烈的情感所吸引，觉得比起《诗经》的含蓄，别有一番动人的魅力。茶楼酒肆间，关于楚辞意象、楚地巫风的讨论一时成为热门。
**宋，汴梁。**
文人士大夫阶层对天幕的反应更为理性与学理化。欧阳修、苏轼等人本身对《楚辞》有精深研究。
苏轼看到“射天狼”之句与自己词作的关联，不禁莞尔：“不错，不错，原来苏某之词，亦承楚人余烈。”他转而严肃对弟子们说：“观天幕可知，文化之盛，非必源于中原正统。楚地处南，兼收并蓄，巫风炽烈，山川奇秀，故能孕育出《楚辞》这般瑰丽深挚之文。其敢于标新立异，自成一家，此种文化自信与创造力，尤值得我辈思之。文章最忌雷同，当如楚人，各尽地域之胜，各抒性情之真。”
理学家如二程、朱熹的弟子们，则心情复杂。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承认《楚辞》的文学成就极高；另一方面，楚文化中浓郁的巫鬼气息、个人情感的极度张扬，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颇有抵牾。有弟子问：“先生，楚辞虽文采斐然，然其多言鬼神，情感激越，近乎‘淫哇’，是否不合诗教？”
朱熹（假设在场或其后听闻）可能会这样回答：“《楚辞》出于忠臣屈原，其情虽激，其志则洁，故圣人亦有所取。然其中巫觋之言、怨怼之语，学者当明辨之，取其忠贞之志，去其荒诞之情。至于楚人文化，自成体系，固有其长，然终究未若中原礼乐文明之纯正中和。天幕并称《诗》《骚》，乃就文学言，非谓其文化地位等同。”
**明，南京/北京。**
朱元璋出身底层，对文化雅事不甚热衷，但他对“实力”和“正统”非常敏感。看完天幕，他对朱标说：“这楚国，地盘大，兵强，文化也自成一套，难怪不把周天子放眼里。什么‘我蛮夷也’，不过是找借口不守规矩。不过，最后不还是被灭了？可见光有文化、能打仗还不够，还得有天时、地利、人和，更要有正确的治国之道。咱大明，既要武功赫赫，也要文治昌明，但最重要的是规矩！不能学楚国那样没大没小，虽然…嗯，那份不服输的劲头，倒也不是全无用处。”
刘基、宋濂等文臣则从文化角度思考。宋濂道：“楚文化确为中华文明重要一脉，其辞赋之美，鬼神之奇，山川之丽，丰富了华夏文学宝库。然其政治上的僭越，不可效法。我朝当承中原正统礼乐文章，同时博采各地文化精华，譬如楚辞之瑰丽，亦可为诗赋创作之资。” 明朝官方推崇程朱理学，文化政策相对保守，但对前代文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并不排斥，《楚辞》始终是文人必读。
**清，北京。**
满洲贵族初看天幕，对“蛮夷”一词格外敏感。康熙皇帝玄烨（假设成年后观看）沉吟道：“‘我蛮夷也’…楚国以此自外于周礼，反成霸业。可见‘夷夏’之辨，有时不过是势强弱势的说辞。我朝起自满洲，入主中原，若论本源，亦非中原正统。然朕奉行中华道统，学习儒家经典，治理天下，四海宾服，谁又敢以‘蛮夷’视之？楚国旧事，足证文化可习，德政可服，实力可畏。三者兼备，则‘蛮夷’可进于‘华夏’。”
纪昀、戴震等汉臣学者，则更专注于楚文化的学术价值。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楚辞》类着作收录颇丰。天幕的展示，印证了他们整理研究楚文化典籍的重要性。“楚辞之学，关乎上古南方史地、民俗、神话、语言，其价值绝不亚于中原经史。” 有学者如是说。而清朝对多民族文化的实际统治经验，也让他们对楚文化这种“非正统”但强大的地方性文化，有着比前代更深入的理解和某种程度的“同情”。
天幕最后，将楚国的政治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统合呈现：一边是楚军旌旗、问鼎场景，一边是《楚辞》文字流淌、巫舞祭祀画面、奇诡的自然风光。最终定格在“楚”字之上，这个字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