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正在征发民夫、划拨土地的官吏们，脸色有些不自然。基层的里正、亭长，更是深知其中艰难。而被征发的百姓家庭，看到这里，悲从中来，却又敢怒不敢言。秦始皇本人或许觉得这是必要的代价，但天幕将其中的个体苦难如此具象化，也让他眉头微蹙。其他朝代的统治者，则在思考如何更“有效率”地完成此类工程。
“当然，不是所有‘钉子户’都只能被动挨拆。有些硬骨头，能让官府也头疼。比如，第二个案例，据说发生在汉朝——‘长安城扩建之‘槐里豪强拒迁记’。”画面（凝固碎屑重组）显示一座颇具规模的庄园，有坞堡，有私兵（虚影），庄园主是个衣着华丽、面带倨傲的中年人虚影，正对着前来交涉的小吏摆手。“长安城要扩建，规划到了某位地方豪强的祖产。这位爷可不是普通黔首，家里有钱有粮，有徒附（依附民），可能还有人在朝为官（级别不高但够用）。官府第一次来协商，他客气地表示‘祖业难弃’；第二次来，他开始摆困难，‘庄园仆役数百口，无处安置’；第三次，态度强硬起来，‘除非陛下亲下诏书，否则免谈！’ 地方官头疼了，强拆？怕激起民变（豪强煽动），也怕得罪他朝中的关系。上报朝廷？为这点事惊动中枢，显得自己无能。于是，这场博弈可能持续数月甚至数年，最后多半是官府妥协，修改规划线路绕开，或者拿出更大的利益（如许以虚职、更多钱财）交换。这叫：豪强坐地自成王，官府头疼难拆房；博弈数月终让步，规划图纸改道忙。”
汉朝的豪强地主们看到这里，腰杆似乎挺直了些，觉得天幕懂行。地方官员则感同身受，连连点头，这种棘手事他们没少遇到。朝廷中枢的官员则在想，如何制定政策限制这些“地头蛇”。普通百姓则觉得，还是有钱有势好，官府也怕。
“第三个案例，升级了——涉及‘宗教势力’这块硬骨头。‘南朝某寺扩修，邻舍道观不让路’。”画面变成一座佛寺和一座道观比邻而居，双方都有僧侣、道士虚影，正在争论，香客信众围观。“寺庙要扩建殿宇，需要占用相邻道观的一部分菜地或偏院。道观不干，说这是三清祖师爷赏的吃饭地。寺庙说，我这是奉了某位王爷（或太后）的旨意扩建，功德无量。双方都是‘方外之人’，但又都与世俗权贵有联系。地方官夹在中间，一个头两个大。拆哪边都可能得罪不该得罪的人，引发宗教冲突。最后很可能和稀泥，或者由更高级别的人物（如皇帝）出面调解，各打五十大板，或者另划拨一块土地给道观作为补偿。佛道之争，有时候就从这种‘宅基地纠纷’开始。这就叫：佛道相邻起争端，寸土不让为哪般？官家不敢轻动弹，恐惹神佛心不安。”
各朝代的宗教人士，无论是僧侣还是道士，都露出了会心的、或尴尬的微笑。寺庙、道观的住持、观主们，或许想起了类似的经历。地方官更是深有体会，处理这类纠纷最考验情商和背景调查能力。皇帝们则觉得，这些方外之人也不清净。
“第四个案例，展示了‘技术型钉子户’的智慧——‘隋朝大运河沿岸的‘湿地保护主义者’？’”画面显示一片芦苇荡或沼泽地，几户渔民或煮盐户的棚屋虚影散落，面对前来勘察的运河工程官员，他们不吵不闹，而是摆出一堆晒干的鱼虾、盐块，还有简陋的渔网、盐锅。“当官的，您看，我们这儿是浅滩沼泽，地基软，挖河容易塌方，费工费力。而且我们在这儿打渔晒盐，每年能给朝廷上交不少渔税、盐税。要是把我们迁走了，这税可就没了。再说了，上游下游那么多好地段，何必跟我们这烂泥塘过不去？要不……您再勘察勘察？” 这些百姓未必懂什么环保，但为了保住生计和家园，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对当地环境的了解和朝廷的财政需求，进行“理性劝说”。官员一听，有道理啊，工程难度和税收损失都得考虑，于是很可能重新规划线路，或者给予极优厚的搬迁补偿（比如在新的安置地继续允许他们从事渔业盐业）。这叫：不哭不闹讲道理，烂泥塘里藏生计；巧言说动勘察吏，保家或可得厚利。”
水边的渔民、盐户、沼泽地居民们眼睛亮了，原来还可以这样！各朝的工程官员也学到了，以后勘察得更仔细，考虑更周全。务实派的皇帝会觉得，这种“技术型”反对意见，有时确实能避免错误决策。
“第五个案例，‘唐朝长安‘拆迁致富’的传奇？”画面转到长安某坊，一个普通民居，主人是个看起来精明的中年人虚影。坊墙要重修，或者某条街道要拓宽，正好需要拆掉他家的一堵院墙甚至半间屋子。这人没有激烈反抗，而是开始计算：我这屋子当年买来花了多少，装修（如果有的话）花了多少，地段多好，风水多佳，拆了半间影响整体结构必须全拆，全拆了我和家眷暂时无处安身需要租房，租金几何，精神损失费……算出一笔天文数字，然后笑眯眯地对负责拆迁的小吏说：“官人，不是小民不愿为朝廷出力，实在是拆不起啊。您看这账……要是朝廷能按这个数补偿，小民立刻搬，还帮着劝说邻里。” 小吏一看账单，眼珠子差点瞪出来，上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