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方面，耆龄利用自己在地方的权力和影响力，推动军事学堂的创办和发展。在江西，他亲自筹划创办了一所新式军事学堂。从学堂的选址、设施建设到课程设置，他都精心安排。学堂的课程不仅保留了部分传统军事课程，如武术、兵法等，还大量增加了西方军事科学知识，如枪炮操作、军事工程学、西方战术理论等。为了保证教学质量，耆龄不惜重金聘请外国军事教官来华授课，并选派优秀的年轻军官到国外学习先进军事技术和理论，学成后回国任教，为学堂注入新鲜血液。
耆龄还注重军事人才选拔机制的优化。他认为传统的武举制度过于注重武艺，而忽视了军事理论和战略思维的考察，难以选拔出适应近代战争的人才。因此，他在军事学堂的招生和军队的人才选拔中，建立了一套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除了考核军事技能外，还增加了军事理论考试和战略思维能力的测试。例如，在选拔军官时，他会设置一些实际的战争场景案例，让候选人分析并提出应对策略，以此考察他们的战略思维能力。同时，他强调品德考核的重要性，要求军事人才必须忠诚于国家、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
耆龄的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晚清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的近代化转型。他创办的军事学堂培养出了一批具有现代军事素养的军官和士兵，他们在后来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所倡导的军事教育理念和人才选拔机制，为晚清军事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对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军事人才培养改革产生了一定的示范和推动作用，为提升晚清军事力量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十六章：耆龄在晚清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演变及影响
耆龄在晚清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经历了一个逐步上升而后又受到波折的演变过程，他的地位变化对晚清政治格局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在咸丰朝初期，耆龄以其出色的政务能力和军事才能，从基层官职逐步升迁。他在永州知府任上，凭借对地方治理的卓越表现，赢得了上级的赏识和朝廷的关注。在对抗太平天国运动中，他率领团练配合清军作战，屡立战功，官职不断提升，先后担任衡永郴桂道、湖南按察使等职，开始在地方军事和政务中崭露头角，在地方权力结构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咸丰末年，耆龄被任命为江西巡抚，成为封疆大吏，达到了他政治生涯权力的高峰。此时，他在江西拥有广泛的权力，不仅掌控着地方军事力量，负责抵御太平军对江西的进攻，还全面主持江西的政务，包括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在这一时期，耆龄在江西构建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权力体系，与各级官员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对江西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事务拥有绝对的决策权和指挥权。他的决策和行动对江西的稳定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使他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大增，在晚清政治权力结构中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然而，进入同治朝后，耆龄的政治地位开始出现波折。在同治中期，由于在江西地方财政支出等政务处理上与朝廷中的某些势力产生分歧，他在政治斗争中失利。这些势力利用各种手段对他进行排挤，导致他的权力和影响力受到削弱，被调往其他职位，其在晚清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也随之下降。
耆龄在晚清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演变，对晚清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权力上升阶段，他在地方的有效治理和军事成就，为清朝稳定南方局势、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做出了贡献，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清朝的统治。他在江西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如经济发展措施、文化教育改革等，对地方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借鉴。但在他政治地位下降后，他的一些改革举措和治理理念难以继续推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的持续发展。同时，他在政治斗争中的遭遇，也反映了晚清官场权力斗争的复杂性，对其他官员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态度产生了警示作用，影响了晚清政治权力结构的微妙变化。
第十七章：耆龄在地方军事指挥中的特色与成就
耆龄在地方军事指挥方面展现出了独特的特色，并取得了显着的成就，为维护晚清地方的稳定和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
耆龄军事指挥的一大特色是善于洞察战场形势，制定灵活多变的战术。他深知不同的战场环境和敌军特点需要不同的应对策略。在与太平军作战时，他会通过各种侦察手段，详细了解太平军的兵力部署、行军路线和作战习惯。例如，在一次战役前，他派遣多支侦察小队深入太平军营地附近，收集情报。得知太平军准备夜间突袭清军营地后，耆龄将计就计，佯装不知，在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