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耆龄也并非完全排斥西方文化。他在地方治理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具有先进性，如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他看到西方的先进技术在工业生产和军事领域所展现出的巨大优势，意识到中国若想自强，不能完全闭关自守。
基于这种矛盾的态度，耆龄在社会文化转型方面采取了一些行动。在文化教育领域，他积极推动传统教育的改革。他主张在保留儒家经典教育的基础上，适当引入西方的科学知识。在他的倡导下，江西的一些书院和学堂开始增设算学、格致等课程，让学生接触到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同时，他也鼓励学子们学习西方语言，以便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为国家培养既懂传统文化又具备现代知识的人才。
在社会风俗方面，耆龄虽尊重传统习俗，但也对一些陋习进行了改良。例如，他大力提倡妇女放足，通过发布告示、组织宣传活动等方式，向民众宣传缠足的危害，鼓励妇女摆脱这种束缚。他的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风俗的变革，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耆龄在晚清社会文化转型中的态度与作为，反映了当时许多传统士大夫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的复杂心态和矛盾行为。他既想坚守传统文化的阵地，又不得不承认西方文化的某些优势并加以借鉴。他的努力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晚清社会文化转型的艰难局面，但为地方的文化教育发展和社会风俗改良做出了一定贡献，在晚清社会文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第十四章：耆龄在晚清经济困境中的应对举措与成效
晚清时期，内忧外患致使国家经济陷入困境，耆龄在担任地方官员期间，深刻认识到经济困境对地方稳定和百姓生活的严重影响，因此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举措，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农业方面，耆龄深知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致力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首先着力解决土地荒芜的问题。由于长期战乱，大量农田无人耕种，耆龄发布了一系列鼓励垦荒的政策。他规定，凡是愿意开垦荒地的农民，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免交赋税，并给予一定的农具和种子补贴。这一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许多荒地得以重新开垦，增加了耕地面积。
同时，耆龄重视水利设施的修缮与建设。他明白良好的水利条件是农业丰收的关键。在江西，他组织民众疏浚河道、修筑堤坝，改善农田灌溉条件。例如，他主持修缮了某条长期失修、水患频发的河流，通过拓宽河道、加固堤坝，不仅减少了水患对周边农田的破坏，还使灌溉用水更加充足，提高了农作物产量。此外，耆龄还积极推广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派遣农业技术人员到各地，向农民传授新的种植方法和病虫害防治知识，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在商业方面，耆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商业的繁荣。他降低了商业税收，减轻了商户的负担，使商人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扩大经营。为了保障商业活动的安全，他加强了社会治安管理，打击盗贼和流氓地痞，确保商路的畅通。同时，耆龄积极推动商业贸易的多元化发展，鼓励地方发展特色手工业和商业。以江西的瓷器产业为例，他为瓷器生产提供了政策支持，帮助瓷窑解决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等问题，促进了瓷器贸易的发展，增加了地方的财政收入和百姓的就业机会。
在财政方面，耆龄对税收制度进行了改革。他整顿税收征管，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行为，清查税收账目，严惩贪污腐败的税务官员，确保税收足额征收。同时，他优化了税收结构，增加了一些新的税种，如对奢侈品征收高额税，对生活必需品的税收则相对减轻，使税收更加合理公平。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财政的压力，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
耆龄在晚清经济困境中的应对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增加，百姓的温饱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地方经济的活跃，增加了就业机会和财政收入。税收制度的改革使财政状况有所改善，为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发展等提供了资金保障。然而，由于晚清整体经济形势的严峻以及官场腐败等问题的存在，耆龄的努力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晚清经济困境的局面，但他的举措在地方层面为缓解经济压力、促进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十五章：耆龄与晚清军事人才培养的关联及贡献
晚清时期，军事人才的匮乏严重制约着清朝军事力量的发展和国防安全，耆龄在这一背景下，与晚清军事人才培养体系产生了紧密的关联，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耆龄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深刻认识到军事人才对于提升清朝军队战斗力的关键作用。他目睹了传统军事人才培养模式在面对西方列强和国内起义军时的种种不足，因此积极倡导对军事人才培养体系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