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那页纸推到桌角，抬起眼皮。

    武振邦没有接那页纸。他站在那里，低头看着稿纸边缘密密麻麻的批注。

    那些批注有的用英文，有的用德文，个别术语甚至夹着拉丁文。

    四十年司法经验凝成的东西，正一点点从这具衰老的躯壳里渗出来，落在这叠廉价的再生纸上。

    “你在外面，”武振邦开口，“从不为囚犯写规则？”

    麦克莱恩摘下老花镜，靠进椅背。

    “在外面，”他说，“囚犯不是我的客户。”

    他顿了顿。

    “这里的囚犯也不是。这里的囚犯没有律师，没有家属联名申诉，没有舆论同情，没有政客替他们发声。这里只有三千四百个需要知道自己要坐多久牢、做到什么程度能减刑、最坏的结果是什么的人。”

    他把老花镜放在那叠稿纸上。

    “我在外面四十年，从没给这样的人写过一个字。”

    武振邦没有说话。

    沉默持续了很久。窗外木工坊的侧门推开，阿祥抱着今天完工的那块木料走出来，在檐下灯所能照到的最后一寸光里，仔细端详船尾新刻好的那行越南文。

    麦克莱恩顺着他的目光看了一眼。

    “那个小孩，”他忽然开口，

    “每天刻那艘船。”

    他没有往下说。武振邦也没有问。

    麦克莱恩收回目光，重新把老花镜架回鼻梁。

    “条例草案下周三交初稿。麻烦你出去带上门。”

    武振邦转身。

    他的手搭上门把时，身后传来一个沙哑的、被纸页翻动声勉强盖住的声音。

    “我妻子……她签字的时候……？”

    武振邦没有回头。

    声音低沉的回答他

    “她在殡仪馆等了两小时。工作人员说遗体需要做病理切片，时间比预计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