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示下方，盖着鲜红如血的“安西大都护行军司马”大印。
与告示同时出现在街头的，是汉军的执法队。
每队五十人，由一名果毅都尉率领，配十名骑兵，四十名步卒，昼夜分班，沿划定区域巡逻。他们沉默、迅捷、无情。入城当天下午，朱雀大街西侧怀德坊内，一伙原梁军溃兵与当地泼皮勾结，冲入一家粮店抢劫，打死店主父子两人。
半个时辰后，执法队赶到。
没有审讯，没有羁押。带队都尉在查验现场、取得坊正与邻舍证词后，只说了两个字：
“行刑。”
二十七颗人头，在怀德坊坊门前的空场上，被鬼头刀利落砍下。鲜血浸透了黄土，头颅用竹竿挑着，悬挂在坊门上示众三日。
全城肃然。
混乱的苗头，被这股毫不留情的铁腕，硬生生扼杀在萌芽之中。长安百姓在惊恐之余，竟也隐隐生出一丝奇异的安全感——至少，这支部队言出法随，不会像以往那些兵匪一样，说一套做一套。
紧接着，第二波、也是真正核心的政令颁布了。
针对那近八万降兵的《甄别整编令》与《授田安置令》。
赵致远没有采取历史上常见的处置方式：坑杀、贬奴、或强行编入苦役营。在他与汉王刘澈反复推演的计划中，这八万熟悉关中地理、经历过战阵、且多为本地农户出身的降兵，并非需要甩掉的包袱，而是一笔亟待开发、潜力巨大的宝贵资源。
接下来的十天，长安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精密运转的甄别工坊。
在量天司提前派驻的五十名吏员、以及自愿配合的数十名梁军降将协助下，一场规模空前的登记造册工作，以惊人的速度铺开。
城西五座原本用来屯兵的大营，被改造成临时登记点。降卒以原建制为单位，被分批带入。登记流程被细化到令人咋舌的程度：
第一步，核验身份。姓名、籍贯、所属部队、原任职务。
第二步，记录特征。年龄、身高、体貌特征、有无残疾伤病。
第三步，家庭情况。家中几口人、有无田产、亲属现状。
第四步，技能特长。是否识字、有无木工、铁匠、皮匠、兽医等手艺，是否懂农事、水利、牲畜饲养。
每一项信息，都由两名吏员分别记录，交叉核对。最后，当事人需在一式两份的文册上，按下鲜红的指模——这是赵致远坚持的要求，指纹独一无二，无法伪造，将作为今后一切待遇、授田、军功的根本凭证。
登记完毕的降卒，会立刻得到一份热粥、两个胡饼，并被引导至不同的区域等待下一步安排。
整个流程高效、冰冷、且不容置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没有蒙混过关的可能。面对那些眼神锐利、问话精准的汉国吏员，许多原本还想虚报些信息的降卒，都下意识地选择了实话实说。
登记造册的同时，初步的甄别与分流就已经开始。
最精锐、年龄在二十至三十五岁之间、无重大伤残、且身家清白的约一万两千人，被单独列出。他们将在经过更严格的体能、战术考核后，打散编制，补充进汉军新成立的“安西镇戍军”第一至第四营，由周德威亲自制定操典，进行为期三个月的高强度整训。这些人，将是未来汉国经略关陇、应对北方威胁的核心战力。
剩余约四万人，则根据年龄、体能、技能，被细分为三类：
第一类，年龄偏大（四十岁以上）或有轻伤、但仍有劳动能力者，约两万五千人。他们被编入新成立的“安西垦殖总局”下属的“兴业工兵营”。他们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在汉军工部水利司技术官员的指导下，以军事化管理和工程队模式，投入到关中平原几条命脉水渠——尤其是郑国渠、白渠淤塞最严重区段的疏浚修复工作中。作为报酬，他们除每日吃饱外，还可累积“工勋”。这些工勋点，将在明年开春后，按照《授田令》细则，直接折算为优先挑选靠近水渠、土质肥沃田地的资格。
第二类，身有木工、铁匠、皮匠、泥瓦匠等手艺者，约八千人。他们被直接编入大都护府直属的“军械制造局”与“营造司”，待遇从优，并根据手艺等级发放津贴。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修复长安城防、打造守城器械，并逐步建立汉军在关中的军工后勤体系。
第三类，伤病较重、或年龄太大、确实无法承担重体力劳动者，约九千人。他们被暂时安置在城外的废弃营寨中，由军医诊治，每日供应两餐。待伤势好转或开春后，将根据其意愿和原籍，逐步遣散回乡，纳入地方的授田安置体系。
至于那些在登记中被发现曾有严重劣迹（如屠城、虐杀平民、奸淫掳掠）的兵痞，约五百余人，则被单独关押。等待他们的，将是军法司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