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蹲下来，从背包里摸出半块压缩饼干——包装纸已经破了，他用手指掰了一小块，递给男人。男人的眼睛瞬间亮了。
那不是普通的“看到食物”的眼神，而是濒死之人看到救命稻草的眼神。他颤抖着接过，没有立刻吃，而是先闻，再舔，最后才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小口。然后他哭了。没有声音的哭，就是眼泪从干涸的眼眶里涌出来，在脏脸上冲出两道沟。“这……这是啥？”他哽咽着问。
“饼干。”李健说，“压缩饼干，顶饿。”
“饼……干？”男人重复这个陌生的词，“甜的？咸的？咋这么实沉？”
“就是……干粮。”李健不知道怎么解释食品工业。男人把剩下的那点饼干渣小心地包在一片大树叶里，塞进怀里。“留给娃。”他说。
李健心里一酸。“你孩子多大？”
“五岁。还有个三岁的。”男人顿了顿，“婆姨去年饿死了。”
沉默。黄土高原的风呼啸而过，卷起沙尘，打在脸上生疼。
那个男人叫王石头——是的，跟王家沟的老支书同名。这让李健恍惚了一下。
“你是干啥的？”王石头问，“看你衣裳怪模怪样，口音也怪。”
李健大脑飞速运转。说自己是扶贫干部？不行，解释不清。说自己是商人？看这落魄样也不像。说自己是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在这乱世死得更快。
最后他决定用半个实话：“我是……逃难的。家里遭了灾，一路往北走。”
“往北？”王石头眼睛睁大，“北边更荒！蒙古人还时不时来抢。你往北干啥？”
“我……”李健语塞，“我听说那边有……有活路。”
王石头摇摇头：“这世道，哪还有活路。”
他继续剥树皮，手法熟练得让人心疼。李健看着他瘦骨嶙峋的背影，那个熟悉的冲动又上来了——他想做点什么。
就像在王家沟，看到贫困户家里漏雨，他就想修屋顶；看到孩子没学上，他就想办夜校。
现在，他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崇祯元年的春天，靠吃树皮维持生命。
“王大哥。”李健开口，“你们村……还有多少人？”
“王家峁？原先三十七户，现在……”王石头顿了顿，“还剩二十二户。饿死的，逃荒的，卖儿卖女的。”
三十七户。这个数字击中李健。王家沟也是三十七户。历史像个残忍的玩笑，在四百年前和四百年后，安排了同样的起点。
“如果……”李健缓缓说，“如果我有办法，让大家不饿死，你信吗？”
王石头转过头，眼神复杂。“后生，你说胡话咧。这年头，能让自己不饿死就是本事。”
“我说真的。”李健拿出那袋土豆种子，“我有这个。”
王石头凑过来看：“这是啥？石子？”
“是种子。一种……一种外邦来的作物，耐旱，高产，三四个月就能收。”李健努力回忆着土豆的种植要点，“一亩地能产……产很多。”
他没敢说具体数字。明末的粮食亩产，粟米也就一百来斤。如果说土豆能产上千斤，对方肯定以为他疯了。
但王石头显然不信。“外邦来的？你咋有？”
“我……”李健又开始编，“我家以前跑商，从西边带回来的。本来想自己种，现在……给大家种吧。”
王石头盯着那袋种子，又盯着李健的脸，看了很久。“后生。”他说，“你是个善心人。但这事不成。”
“为啥？”
“第一，村里没地了——好地都在刘老爷手里，剩下的都是坡地，种啥死啥。”
“第二，就算有地，谁信你？大家饿得眼睛发绿，你拿这没见过的东西让他们种，万一不长，那就是害人。”
“第三……”王石头压低声音，“刘老爷要是知道你有粮种，肯定来抢。他那几个儿子，比土匪还凶。”
李健沉默了。他意识到一个问题：在明末的陕北，扶贫的难度比21世纪高出一个数量级。这里没有政府支持（官府不添乱就不错了），没有基础设施，没有市场体系，甚至没有基本的生命安全保证。但就在这时，远处传来哭喊声。
一个瘦小的身影跌跌撞撞跑来，是个七八岁的男孩，满脸是泪。“石头叔！石头叔！我妹……我妹快不行了！”
王石头猛地站起来：“咋了？”
“发烧！烫得很！还说胡话！”男孩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李健立刻抓起背包：“带我去看看！”
三人跑到村子——如果那能叫村子的话。十来间土坯房散落在坡地上，大多已经半坍塌。村中间有口井，但井绳断了，打不上水。
男孩的家是最破的那间。屋里没有床，只有一堆干草。草堆上躺着个小女孩，约莫五六岁，脸颊通红，呼吸急促。李健伸手一摸额头：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