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曾神采飞扬地说：“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败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屈原所以呵笔而问天也！”
不过，明清易势，非李定国区区一名武将可以扭转，大明终于江河日落，大清最后坐拥了天下。
但这并不能掩没李定国善战、敢战之亮色。
李定国在大势已去的背景下，败走磨盘岭，巧施拖刀计，差点砍杀吴三桂，尽歼吴三桂追兵。
李定国入缅救主，以两千精兵攻缅都，把缅王吓得魂飞魄散。
则李定国用兵如神，攻城城下、野战战捷，能以少量的兵力摧败强敌，取敌帅首级于掌股之间，称之为“明末第一名将”，绝不为过。
“定国，”李健示意他坐下，“听说你半年前就来了，在民兵队表现不错，郑老汉夸你是棵好苗子。怎么，不想在民兵队干了？”
“想干，我喜欢当兵。”李定国坐下，腰背挺得笔直，“但我也想继续读书习文断字。我逃荒时，看见太多孩子不识字，被人骗去当苦力，被人卖到妓院。要是他们认得几个字，会算个数，哪怕只会写自己名字，将来日子就能好过些。我……我妹妹就是不识字，被人贩子骗走的，至今没找到。”
他声音低下去，但很快又抬起来：“李盟主，我知道乱世中刀枪、武力重要，但我觉得，笔杆子也重要。刀枪能杀人，笔杆子能救人。”
这话说到了李健心坎上。他看向其他几个年轻人：一个叫孙账房，以前在县城粮店管账，算盘打得噼啪响；一个叫周郎中，祖传医术，但没考过医官，流落至此；还有一个叫钱书生，考了三次秀才没中，心灰意冷。
“你们都想教书？”李健问。
众人点头。钱书生——其实才二十出头，但一脸沧桑——说：“李盟主，我们读了一肚子圣贤书，子曰诗云，之乎者也。可在这乱世，百无一用是书生。能教孩子们识字明理，让他们将来少走弯路，也算没白读这十几年书。”
李健沉吟。教育是大事，老师不光要识字，还要有正确的观念，不能教出一群只会死读书、满口仁义道德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他记得历史上李定国虽然跟了张献忠，但为人忠义，爱民如子，最后抗清殉国，是个有气节有担当的人。这样的人当老师，应该不会把孩子教歪。
“这样吧，”李健说，“你们先到学堂帮忙，跟着吴先生多多学习，然后再学怎么教书。一个月试用期，合格了，正式聘为教师，待遇从优——每月二十工分，包吃住，年底有奖励。”
“谢李盟主！”众人行礼。
李定国却没马上答应，他问：“李盟主，我能白天教书，晚上去民兵队训练吗？郑叔说我天生是当兵的料，我想学兵法，学打仗。”
李健笑了。这孩子，志向不小。“可以，文武双全更好。但记住，当老师要耐心，但不能把学生当兵练，但最基本的身体素质也可以适当训练，毕竟乱世就在眼前，多一份实力，多一份希望”
“我明白！” 李定国回答的铿锵有力。
于是乎，教师队伍扩充到了十人：吴先生任校长，王秀才、赵夫子、孙账房、周郎中、钱书生，加上李定国和另外四个年轻人。虽然教学经验不足，虽然师资水准也不咋滴。但热情高涨——毕竟，这是乱世中难得的稳定工作，还能实现“传道授业”的理想。
开学那天，学堂院子里像开了锅。三百多个孩子，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穿新衣的穿补丁的，挤得水泄不通。家长们站在外围，伸长脖子往里看，脸上有骄傲，有期待，也有担忧——担忧孩子学不好，白费了粮食。
吴先生站在台阶上，拿着铁皮喇叭（李大嘴最新发明）喊：“安静！安静！按年龄排队！七到九岁的站左边，十到十二岁的站中间，十三岁以上的站右边！”
孩子们乱哄哄地分了三堆。点完名，吴先生头大了：七到九岁的一百二十人，十到十二岁的一百五十人，十三岁以上的三十人。这怎么教？一个先生管一百个孩子？那不得累死？
分班容易，教学难。更大的问题是教材——只有五十本《三字经》，三十本《千字文》，还是不同版本的，有的字都不一样。很多孩子得共用一本，你扯过来我扯过去，没几天就得散架。
“得编新教材。”晚上，吴先生抱着仅存的几本完整书去找李健，愁眉苦脸，“《三字经》讲的是‘人之初，性本善’，‘昔孟母，择邻处’，好是好，但对农家孩子来说，不够实用。他们学了‘孟母三迁’，可咱们新家峁就这一块地方，往哪儿迁？”
李健正在看苏婉儿新做的《联盟收支预算》，闻言抬头：“吴先生说得对。咱们要编实用教材，教孩子们用得上的东西。”
“要编什么样的？”
“要实用。”李健放下账本，走到墙边挂着的新家峁地图前，“教识字，就从日常用字教起：粮食、农具、天气、疾病。教算术，就从丈量土地、计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