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瑾瑜在办公室又待了大约半小时，处理了几份无关紧要的公文，接了两个询问清水情况的电话，他都以“不清楚具体情况，宪兵队正在调查”为由，礼貌而疏离地打发了。他的表现，完全符合一个刚刚经历上司疯狂指控、心有余悸又恪尽职守的下属形象。
然后，他像往常一样，收拾好桌面，锁好抽屉，拿起公文包，平静地离开了特高课大楼。走出那扇沉重的大门时，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他微微眯了一下眼睛。身后的大楼，在炮声隐约的背景音下，像一头垂死的巨兽，散发着腐朽和绝望的气息。他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
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去了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附近的一家俄国人开的“秋林药房”。药房里弥漫着消毒水和各种药材混合的古怪气味，顾客寥寥。他走到柜台前，用流利的俄语对那个戴着老花镜、头发花白的俄国药剂师低声说了几句。药剂师看了他一眼，没多问，转身从后面拿出一个用牛皮纸包好的小包裹，递给他。周瑾瑜付了钱（用的是满洲国圆，但按照黑市汇率折算，价格不菲），将包裹小心地放进公文包夹层。
这是他之前通过特殊渠道订购的“善后工具”的一部分。包裹里是几瓶化学药剂：浓硫酸、硝酸，还有一小包氰化钾（以“实验室特殊试剂”的名义，通过地下渠道搞到，极其危险且难以获取）。这些是用于彻底销毁某些无法焚烧或需要快速、不留痕迹处理的物品的。
接着，他绕道去了趟邮政局，寄出了一封很普通的家信，收信地址是天津的一个商号。信的内容是寻常的问候和报平安，但用了特定的密写方式（用稀释的米汤书写，干后无痕，收信人用碘酒涂抹即可显影），向组织简要汇报了“障碍已清除，正在执行‘清扫’程序，等待新指令”。
做完这些，他才不紧不慢地往“家”的方向走去。街道比往日更加萧条，许多店铺关门歇业，行人神色匆匆，脸上写满了恐惧和茫然。偶尔有满载着日军士兵和物资的卡车呼啸而过，卷起漫天尘土，更添几分仓皇败退的凄凉。
回到那栋熟悉的俄式小楼，周瑾瑜没有立刻上楼。他先在楼下信箱里检查了一下，除了几张无关紧要的广告传单，没有异常。然后，他像每一个回家的丈夫一样，用钥匙打开门，走了进去。
屋内的一切，似乎还保持着顾婉茹“离开”前的样子，但又处处透着一种冰冷的、没有人气的整洁。他知道，这里已经被山口和武藤秘密搜查过，虽然他们尽力复原，但一些细微之处还是留下了痕迹——比如书房书架某一层书籍的排列顺序和他记忆中有细微差别，卧室床头柜抽屉拉动的顺畅度略有不同。
他没有先去检查那些可能被翻动过的地方，而是首先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安全检查。他拉上所有窗帘，打开一盏光线柔和的台灯（避免从外面看到明显的人影活动）。然后，他从门后一个不起眼的装饰木雕后面，取出一根极细的、近乎透明的丝线——这是他出门前设置的简易警戒线，如果门被异常打开，丝线会断落。丝线完好。
接着，他检查了几个隐秘的“标记点”：窗台花盆底座的灰尘印痕、客厅地毯边缘一根头发的位置、书房某本页间夹着的特定页码的书签……大部分标记都保持原样，只有卧室衣柜内侧一个用铅笔画的、极其细微的十字标记，似乎被蹭模糊了一点。这证实了搜查者确实打开过衣柜，并且可能触碰到了内侧。
确认没有新的、未经授权的闯入痕迹后，周瑾瑜开始了真正的“清扫”工作。他换上一身深色的旧衣服，戴上橡胶手套（当时比较稀罕的工业品，他通过关系搞到几副），先从卧室开始。
他打开衣柜，将顾婉茹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几件衣物——一件她常穿的素色旗袍、一条围巾、一双旧皮鞋——仔细地取出来。这些衣物上已经几乎没有她的气味了，但他抚摸旗袍柔软的布料时，指尖还是微微停顿了一下。然后，他毫不犹豫地将这些衣物卷好，连同他从公文包里取出的那瓶浓硫酸，拿到了卫生间。
卫生间有一个老式的铸铁浴缸。他将衣物放入浴缸，拧开浓硫酸的瓶盖（操作极其小心，避免溅出或吸入挥发气体）。刺鼻的气味立刻弥漫开来。他缓缓将浓硫酸倒在衣物上，尤其是棉、丝等有机纤维部位。硫酸接触到布料，立刻发出“滋滋”的声响，冒出淡淡的白烟，布料迅速变黑、碳化、溶解。这个过程需要时间，而且硫酸无法完全气化所有物质，会留下一些焦黑的残渣。他耐心地等待反应基本停止，然后打开水龙头，用大量的水冲洗残渣，直到浴缸里只剩下一些无法辨认的黑色絮状物，随水流冲入下水道。这样处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