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明按照林杰的要求，从基层医疗机构的数据库中随机抽取了三十家县医院，电话打过去，直接找院长本人。
电话那头，有人以为接到了诈骗电话，有人激动得说不出话，有人沉默了很久，问了一句：“真的？让我们去院里？不是去北京开什么会？”沈明回答：“真的。林副总请你们来，听听你们的声音。”
三十个人，来自三十个县，覆盖了西部、中部、东北的十五个省份。
他们中有汉族、藏族、彝族、苗族，有男有女，有干了三十多年的老院长，也有刚上任不到一年的年轻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这辈子没进过北京，更别说走进如此权威的地方了。
出发那天，有人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硬座，有人从乡里坐拖拉机到县城，从县城坐大巴到省城，从省城坐飞机到北京，折腾了两天两夜。
会议前一天晚上，林杰拿到了这三十个人的名单和简历。
他一份一份地看，看到凌晨一点。
有一个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
卓玛，女，四十七岁，藏族，青海省玉树州某县人民医院院长。
简历上附着一张照片，黝黑的脸，扎着马尾辫，眼睛很亮。
他在那张照片上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下看。
看完最后一份，他把名单收好，关了灯，躺下来。
脑子里全是那些名字和地名，他一个都没去过，但他知道那些地方海拔高，气候恶劣，交通不便，医疗资源极度匮乏。
那些人能来，不容易。
第二天上午九点，院第一会议室。
长条桌两侧坐满了人，三十位院长，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杯茶、一瓶矿泉水、一个笔记本、一支笔。
有人正襟危坐，有人好奇地打量着四周，有人在本子上写着什么。
林杰坐在中间，面前只有一杯茶。
他看着这些院长，有的穿着藏袍，有的穿着洗得发白的夹克，有的穿着不太合身的西装，领带系得歪歪扭扭。
他们的脸被高原的阳光晒得黝黑，手上的皮肤粗糙干裂，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泥。
他们坐在如此高规格的会议室里，和这个金碧辉煌的房间格格不入，但林杰觉得，他们才是这里最该出现的人。
林杰没有客套，没有念稿子，直接说：“今天请各位来，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听你们说说，基层到底缺什么。缺钱、缺人、缺设备、缺药，什么都行。想到什么说什么，不用准备，不用客气。谁先来？”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院长们互相看了看，没人开口。
林杰不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等着。
又过了几秒，坐在长条桌左侧中间位置的一个老人举起了手。
他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领口磨得发白。
姓王，来自甘肃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干了三十二年院长，明年就要退休了。
他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他清了清嗓子，开始念：
“林副总，我们县有二十三万人口，只有两所县级医院，十一个乡镇卫生院，一百零三个村卫生室。听起来不少，但实际情况是，乡镇卫生院没有几个能正常运转的，村卫生室大部分只有一间房子、一张桌子、一个血压计。我们的医生，大专以上学历的不到百分之三十，有执业医师资格的不到百分之十。去年我们想招五个本科毕业生，给了安家费、编制、住房补贴，一个都没招到。人家一听是来我们县，连简历都不投。”
他的声音有些发颤，但还在继续：“我们最缺的不是设备，不是钱，是人。有一个村，离县城一百二十公里，路不好走，开车要四个多小时。那个村的卫生室挂了三年牌子，一直没医生。村民看病，要么走四个小时到县城，要么扛着。去年冬天，一个老人突发心梗，家里人用马车拉他到县城，走了六个小时，到的时候人已经没了。林副总，我不是跟您诉苦，我是想说，我们下面真的很难。”
他说完，把那张纸折好，放回口袋里，坐下了。
会议室里很安静，没人说话。
林杰点了点头，说了句：“王院长，谢谢您。您说的我记下了。”
第二个发言的是坐在长条桌右侧的一个女人。
她站起来，个子不高，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上。
姓卓玛，藏族，青海玉树某县人民医院院长。
她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口音，说得很慢。
“林副总，我叫卓玛。我们县在青藏高原上，平均海拔四千二百米。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的百分之六十。我们医院有一百二十张床位，但常年住不满，不是因为病人少，是因为我们治不了。稍微重一点的病，我们不敢收，怕耽误了，只能让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