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1916年的战争不是拿破仑战争。这是工业战争，工程师战争，数学家的战争。”
他逐一讲解：
“第一防御带：前沿哨所，间距五十米，配轻机枪和狙击手。作用：消耗，侦测，误导。”
“第二防御带：主战壕，间距两百米，混凝土堡垒每百米一座，配重机枪和迫击炮。作用：阻滞，杀伤，瓦解。”
“第三防御带：预备阵地，地下兵营深埋七米，完全防炮。作用：战术预备队集结地。”
“第四防御带：炮兵阵地，反斜面部署，永不暴露。作用：火力核心。”
“第五防御带：后方补给网，铁路窄轨延伸至团级指挥部，弹药库存按三个月消耗量储备。”
演讲持续七十分钟。结束时，四百名议员大多沉默。这不是他们熟悉的战争叙事——没有英雄冲锋，没有旗手牺牲，没有凯旋门的荣光。这是流水线，屠宰场，化学工厂。
但没有人反对。因为皇帝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在1916年的语境下，正确得令人窒息。
财政部长最先起立鼓掌。然后是工业界代表，容克地主，自由派教授，天主教中央党。最后，连素来反战的社民党议员也加入了鼓掌行列。
威廉二世站在讲台上，接受这迟来的、矛盾的、充满犹疑的效忠。
他赢了。议会将批准六十亿马克战争特别预算，工会将动员三十万工人转入军工生产，铁路将实行战时特别时刻表。
索姆河将变成钢铁熔炉。
而他——那个左臂萎缩、被母亲称为“残次品”的皇帝——将成为这个熔炉的司炉长。
1916年6月21日，索姆河前线，德军第9预备兵团阵地
工兵上尉阿尔弗雷德·克虏伯——老阿尔弗雷德的远房侄孙——正在指挥四百名俄国战俘浇筑第四号混凝土堡垒。他的工程学位来自柏林工业大学，1913年以全班第一成绩毕业，毕业论文题目是《钢筋混凝土在永久工事中的最优配比》。
现在他在实战中验证论文。
“水泥七，砂三，石子五！”他用生硬俄语喊叫，辅以夸张手势，“水！少加水！不是汤！是岩石！”
战俘们茫然看着他。克虏伯咒骂着亲自跳进搅拌坑，夺过铁锹示范。俄国人终于明白了，开始笨拙模仿。
三小时后，第四号堡垒主体完工。克虏伯测量尺寸——误差在许可范围内。他用手掌抚摸粗糙的混凝土表面，感受着它从湿润到坚硬的过程。
四十分钟初凝。这个配方是皇帝亲自推动的。没有它，索姆河防线绝不可能在六月底前完成。
“上尉！”传令兵跑来，递上电报。
克虏伯擦去手上泥浆，阅读电文。是柏林克虏伯总部的加密讯息，只有一行：
“新型420毫米迫击炮已装车，预计72小时后抵达。提前规划炮位。”
他折起电报，塞进口袋。
新型迫击炮。这是家族工厂的新产品——比“大贝尔塔”轻便，射速更快，专为索姆河防线的反炮兵任务设计。他参与过设计论证，知道它的技术参数，也知道它每发炮弹内含的钢珠足以在五十米半径内制造无死角杀伤区。
他抬头望向北岸。英军阵地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偶尔有炊烟升起。那些英国人正在吃早餐，读家信，擦步枪，不知道自己将在几周后面对怎样的火网。
克虏伯没有同情。同情在战争中是奢侈品，工程师负担不起。
但他也没有胜利的喜悦。
他只是继续工作。
1916年6月24日，柏林，波茨坦新宫
威廉二世已经连续工作四十八小时。
他的银质机械臂在长时间使用后出现故障，关节处发出细微的嘎吱声。宫廷工程师三次试图维修，每次都被皇帝挥手赶走。
桌上的文件堆积如山：索姆河防线进度报告（87%完成），炮兵弹药库存表（达标），新型武器配发表（已签批），兵力调动计划（执行中），英国报纸摘要（《泰晤士报》头版：“黑格将军承诺圣诞节前突破”）。
他阅读英国报纸时，嘴角浮现一丝冷笑。
圣诞节。英国人总是相信圣诞节会有奇迹。1914年的圣诞休战，足球赛，交换香烟。1915年，德国毒气弹改变战争规则。1916年——
1916年的圣诞节，索姆河将成为英伦三岛每一个家庭的哀悼日。
他翻开私人日记本，用银质机械臂笨拙地写字：
“1916年6月24日。防线即将完工。士兵们叫我‘工头皇帝’。随便他们。凡尔登教会我一件事：荣耀是幻觉，只有钢铁是真实的。英国人想要荣耀，我就给他们钢铁。我会在索姆河堆起足够埋葬整个英军远征军的钢铁，然后看伦敦是否会醒悟。”
他停下笔，望向窗外。柏林在暮色中渐沉，灯火管制让城市提前进入睡眠。
他突然想起18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