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这次反应更快。他扑倒马塞尔，滚进一个较深的弹坑。泥土、碎石、金属碎片如暴雨落下。一截燃烧的轮胎砸在坑边，散发着刺鼻的橡胶味。
炮击持续了十分钟。然后又是寂静。
皮埃尔从坑边窥视。道路彻底毁了，炸出三个直径超过五米的大坑。救援队损失惨重，尸体和伤员比第一次轰炸后更多。
“他们不是在攻击，”马塞尔突然说，声音空洞，“他们是在...修剪。”
“什么？”
“像园丁修剪树枝。每次剪掉一点，让树不会立刻死，但慢慢衰弱。”马塞尔的眼睛看着虚空，“他们要的不是快速胜利，是缓慢绞杀。”
皮埃尔看着这个年轻的画家。也许艺术家更能理解这种残酷的美学——一种精心设计的、缓慢的死亡。
中士召集幸存者：“还能动的！两人一组，步行去最近的急救站！卡车没了，道路没了，只能靠腿了！”
皮埃尔扶起马塞尔。他们加入一队大约二十人的幸存者，沿着路边的排水沟向北走。每个人都沉默，脸上是烟灰、血迹和绝望的混合。
路过一辆完全烧毁的卡车时，皮埃尔看到了驾驶室里的尸体——烧成焦炭，但姿势还能辨认：双手紧握方向盘，仿佛仍在驾驶。那是Vt-41车队的标志。
他想，这个人可能也有家庭，有妻子，有孩子，有未完成的梦想。现在他只是一具焦尸，很快就会在集体坟坑里腐烂，被战争遗忘。
战争中最讽刺的事：运输兵运来了杀死敌人的武器，最终被敌人的武器杀死。一个完美的、残酷的循环。
下午2时30分，德军炮兵观测气球“鹰眼-12号”
观测员埃米尔·施特劳斯中尉正在绘制“神圣之路”的实时交通图。他的工具不是纸笔，而是一台新配发的“动态记录仪”——通过连接望远镜的机械装置，自动在滚筒纸上标记车辆位置、速度、数量。
滚筒纸缓慢转动，上面的墨线形成清晰的规律：法国车队在遭遇早间空袭后，运输间隔从22分钟延长到了41分钟，但仍在坚持。
“顽固。”施特劳斯对着电话说，“他们改用小型车队，分散行驶，但总量下降明显。”
电话那头是炮兵指挥所：“皇帝陛下要求将运输量压制到正常水平的30%以下。目前估计？”
施特劳斯查看数据：“早间攻击后，运输量降至约45%。但他们在适应——你看这条墨线，他们开始使用马车和人力车，在夜间运输小件物资。”
“马车速度？”
“每小时5-8公里，载重不到500公斤。效率极低，但难以从空中发现。”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那么我们需要调整战术。从明天开始，夜间照明弹覆盖重点路段，配合狙击手和机枪巢。让马车也走不通。”
施特劳斯记录命令，但心中感到一丝寒意。攻击卡车是一回事——那是军事目标。但攻击马车，甚至人力搬运工...这是另一回事。这不再是切断补给线，这是饿死整个凡尔登守军，包括伤员和平民。
“中尉？”电话那头催促。
“明白。我会标记适合设置狙击点的位置。”施特劳斯说，声音保持专业。
挂断电话后，他点燃一支香烟。气球在六百米高空轻微摇晃，下方是燃烧的凡尔登和蜿蜒的“神圣之路”。从这个高度看，人类像蚂蚁，车辆像玩具，爆炸像小小的火花。
但每个火花都代表死亡。每一条中断的墨线，都意味着前线的士兵将缺少弹药、食物、药品。
施特劳斯想起战前他在海德堡大学读哲学。教授讲康德的绝对命令：“要只按照你同时能够愿意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
如果康德看到这场战争，看到德国如何系统性地、科学地、冷静地绞杀一座城市，他会说什么？会说这是必要的恶？还是会说这是人性彻底的堕落？
没有答案。只有战争继续，只有命令执行，只有屠杀优化。
施特劳斯重新贴上望远镜。他看到一队马车正试图穿过被炸毁的路段，工兵在填平弹坑，但进度缓慢。他标记坐标，通过电话报告给炮兵。
十五分钟后，炮弹落下。不是直接命中马车队（那太浪费炮弹），而是落在前方路段，炸出新的弹坑，制造新的障碍。
这是新的战术：不追求立即杀伤，追求累积瘫痪。让法国人修路的时间超过通行的时间，让运输效率趋近于零。
“记录：14:47，F-7路段遭炮击，交通完全中断。”施特劳斯对着录音机说，“预计修复时间：至少四小时。”
他继续观察，继续记录，继续为屠杀提供数据支持。
在气球吊篮的角落里，放着一本小小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有时在任务间隙，施特劳斯会翻开读几页。亚里士多德说，最高的善是幸福，幸福来自有德性的生活。
那么，他现在的生活有德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