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泽翻阅数据表：“目前火场覆盖率约63%，低于预期的75%。主要问题在‘沃堡’和‘蒂奥蒙堡’区域，混凝土工事耐火性超预期。”
“建议？”
“延长重炮轰击时间，集中使用延时引信混凝土破坏弹。同时...”他犹豫了一秒，“请求授权使用‘蓝十字’毒气。”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理由？”
“毒气可以渗入工事通风系统，迫使守军离开掩体进入火场。”莫泽尽可能让声音保持专业，“这是最效率的解决方案。”
他知道自己在建议什么。混合使用燃烧剂和毒气，违反了他所知的所有战争公约。但《熔炉计划操作手册》第12.4条明确写着：“为实现完全净化，所有手段均被授权。”
“请求转呈皇帝裁决。”总参谋部最终说，“等待期间，继续观测。”
莫泽挂断电话，突然感到一阵恶心。他取下观测镜，看着自己戴白手套的双手——这双手记录风速、计算弹道、建议屠杀，但从未扣动扳机。这是否意味着更干净？还是更肮脏？
他想起了1914年8月，战争刚开始时，他在大学气象系办公室收拾行李。系主任——一位慈祥的老教授——握着他的手说：“记住，莫泽，气象学是关于理解，不是关于控制。我们研究天气，是为了更好地与自然共存。”
现在，他用气象学知识制造人造烟雾，计算最有利的燃烧风向，优化屠杀的效率。
气球轻微晃动。莫泽看向西方，凡尔登城的方向。那座千年古城此刻笼罩在烟尘中，教堂尖塔若隐若现，像是溺水者伸向天空的手。
他突然明白威廉二世真正的目的：凡尔登不是军事目标，是一件作品。皇帝要用火焰和钢铁，在法兰西的身体上刻下德意志的意志，就像雕刻师用凿子在大理石上刻下铭文。
而他，埃里希·莫泽，不过是雕刻师手中的一把尺子。
下午3时20分，德军前线医疗站
担架无穷无尽。但今天的伤员不同以往——不是枪伤，不是弹片伤，而是烧伤。三级烧伤，四级烧伤，有些严重到无法辨认是人类。
军医汉斯·博尔特已经连续工作十一小时。他的白大褂被血和焦油染成抽象画，橡胶手套破了三个洞，但他不能停，因为停下就意味着更多人死亡。
“这一个！”护士拖着担架进来，上面是个年轻的喷火兵，面部完全碳化，眼球融化，但胸部还在微弱起伏。
博尔特检查了一下，摇摇头：“临终关怀区。给他吗啡，最大剂量。”
“医生，他还在呼吸...”
“他的肺烧坏了，内部器官正在衰竭。吗啡是唯一能做的。”博尔特的声音干涩如砂纸，“下一个。”
下一个是吸入性损伤，咽喉和气管被高温气体灼伤，每次呼吸都发出拉风箱般的嘶鸣。这个可以救，但需要气管切开术。
博尔特拿起手术刀时，手抖了一下。不是疲劳，是别的——一种深层的、无法言说的恐惧。他意识到，这些烧伤大多来自白磷，而白磷弹是他堂兄在拜耳公司参与研发的。家族聚会上，堂兄骄傲地展示过样品，称之为“德意志化学工业的明珠”。
现在这颗明珠，正在这些年轻的身体上燃烧，永不停息。
手术中途，一名传令官冲进医疗帐篷：“博尔特医生！紧急命令：所有能走动的轻伤员立即归队！熔炉计划第三阶段提前！”
“这些人不能走，”博尔特头也不抬，“他们需要至少三天...”
“这是皇帝直接命令！”传令官打断他，递过文件。
博尔特瞥了一眼。文件上确实有皇室印章，还有一行手写批注：“胜利不等待伤口愈合。”
他沉默了。作为军医，他宣誓效忠帝国。作为医生，他宣誓拯救生命。两个誓言正在互相撕咬。
最终，他走向那些绑着绷带、但还能坐起的伤员。“你们听到了。命令要求...”
“我们听到了，医生。”一个脸上缠满绷带的士兵说，声音从纱布后传出，“告诉我实话：回去的话，我会死吗？”
博尔特看着那双唯一露出的眼睛——年轻，清澈，充满对答案的恐惧。“我不知道。”他最终诚实地说，“但留在这里，你可能会活。”
士兵笑了，一个苦涩的、扭曲的笑容：“但如果我们都留下，谁来守住阵地？谁来结束这场该死的战争？”
他站起来，动作因疼痛而僵硬。其他人也跟着站起来，一个，两个，五个...二十个缠着绷带的士兵，相互搀扶着，走向帐篷出口，走向外面的火与烟。
博尔特看着他们离去，直到最后一个身影消失在烟尘中。他突然想起医学院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
今天，他背叛了这个誓言。不是主动背叛，是被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