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克劳德知道这是什么症状——炮击神经症。自从德军改变战术以来，越来越多的士兵出现这种问题：不是持续轰炸，而是完全随机的炮击。有时半小时内落下千发炮弹，有时整整一天只有零星射击。这种不确定性比持续的恐怖更折磨人。
“你会好起来的。”她机械地重复着谎言，开始清理伤口。弹片在肌肉里留下黑色的金属碎片和布屑。
突然，整座堡垒剧烈震动。灰尘和碎屑从天花板落下。外面传来连续的爆炸声——不是普通炮弹，是那种被称为“地动锤”的420毫米重炮。
“又来了！”有人尖叫。
电石灯剧烈摇晃，影子在墙上疯狂舞蹈。一名断腿的伤员从担架上滚落，惨叫被更巨大的爆炸声淹没。
玛丽-克劳德趴在地上，双手护头。震动通过混凝土地面传递全身，内脏都在颤抖。她数到第十七次爆炸时，一次特别近的命中让整个世界瞬间失声——不是寂静，而是听觉被巨大的压力暂时摧毁。
几秒钟后，声音慢慢恢复，但变得模糊而遥远。她抬起头，看到拱顶上出现一道裂缝，泥水从中渗出。
“主穹顶可能要塌！”医生的喊声像是从水下传来。
混乱中，玛丽-克劳德做了一件后来无法解释的事：她没有去帮助转移伤员，而是冲向“等待区”，抓住一个年轻士兵的手。那孩子大概十七岁，失去双眼，整张脸缠满绷带，但手很温暖。
“你叫什么名字？”她大声问，声音在自己听来很怪异。
绷带下的嘴唇动了动：“阿兰...阿兰·杜邦。”
“听着，阿兰，你会活下去的。你会回到马赛，看到地中海，闻到薰衣草的味道。我保证。”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撒谎。也许因为这是唯一能对抗绞肉机的方式——用一个虚构的未来，对抗确定的死亡。
炮击在二十分钟后停止。后续统计显示，这次针对杜奥蒙堡的炮击使用了新型延时引信炮弹：前五发炸开防御层，第六发延时三秒，直接贯穿进堡垒内部爆炸。守军伤亡三分之一，地下医院半毁。
消息传到巴黎时，贝当将军正在凡尔登市政厅地下室召开紧急会议。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伤亡曲线图——从2月21日至今，法军平均每天损失4500人。曲线没有下降趋势，反而在缓慢上升。
“德国人在学习。”贝当用红色铅笔在“补给线损失”一栏画圈，“他们不再盲目轰炸，而是用数学模型预测我们的运输规律。昨天，17支运输队中有11支在预测时间点遭遇炮击。”
一位年轻参谋提出：“我们可以随机化运输时刻表...”
“然后效率下降40%。”贝当打断他，“这正是威廉想要的——让我们在‘安全’和‘效率’之间选择，而无论选择哪个，都是输。”
他走到窗边（窗户已用沙袋封死，只留观察缝），看着外面被炸成月球表面的城市。凡尔登大教堂剩下半截塔楼，像被折断的手指指向天空。
“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贝当背对参谋们，“不是德军的火力，是他们的...耐心。他们像外科医生一样冷静地切割我们，每次只切一片，但从不停止。而我们，”他转身，眼中燃烧着疲惫的火焰，“我们在用民族主义当麻醉剂，但麻醉剂的效果正在消退。”
会议室陷入沉默。远处又传来炮声，这次是在北面，可能是“沃堡”方向。
“增援呢？”有人问，“霞飞将军答应再调拨十五个师...”
“十五个师穿过‘神圣之路’需要八天。”贝当敲击着地图上那条蜿蜒的公路，“而在这八天里，德军炮火会收割其中至少两个师的兵力。这是简单的算术问题：我们的补充速度，永远追不上消耗速度。”
他停顿，然后说出那个所有人都在想但不敢说的话：“除非我们放弃凡尔登。”
“放弃？”一位老将军站起来，“将军，这里是法兰西的荣誉...”
“荣誉不会流血！荣誉不会腐烂在战壕里！”贝当突然爆发，拳头砸在桌上，“我在为法国士兵的生命负责，不是为抽象的概念！但...”他声音低下来，“但你说得对。我们不能放弃。因为一旦放弃，巴黎的大门就敞开了，整个法国的士气会崩溃。”
这就是威廉二世的精妙之处：他选择的战场，让法国人无法后退，只能不断填进更多生命。
“那么计划是？”参谋长小心翼翼地问。
贝当深吸一口气，回到地图前：“我们需要改变游戏规则。如果德国人把凡尔登变成数学问题，我们就加入一些...不可预测的变量。”
他的指挥棒点在默兹河东岸：“这里，‘弗勒里村’附近。德军炮兵观察所集中在这片丘陵。如果我们发动一次有限但猛烈的反击，摧毁他们的眼睛...”
“但反击需要集中兵力，会成为炮火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