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会告诉其他英军：投降不会被虐待，反而得到医疗和食物。”莱托解释，“这会削弱英军的战斗意志。而且，仁慈的形象对我们争取更多部落和城镇的支持至关重要。”
事实证明莱托是正确的。被释放的英军俘虏回到己方防线后，他们的经历迅速传播。许多英军士兵开始觉得，与德非联军作战不再是生死之战，而是可以选择投降保全性命的常规战斗。
伊林加的占领模式成为样板。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德非联军用类似战术连续收复了六座城镇：
4月5日，姆本加镇投降；
4月18日，马坎巴镇被攻克；
5月2日，基洛萨镇在围困三周后投降；
5月20日，重要的铁路枢纽塔波拉被收复；
6月5日，南部重镇姆贝亚投降。
每占领一座城镇，德非联军都采取相同策略：军纪严明、尊重居民、成立联合管理委员会、优待俘虏。到6月中旬，德属东非内陆的主要城镇中，超过60%重新回到德非联军控制下。
第六章：联合管理委员会
6月15日，塔波拉镇，德属东非中部最大的城镇之一。
镇议会大厅被改造成联合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长条会议桌旁坐着十个人：三名德军军官（包括负责行政的少校）、三名部落代表（来自控制该地区的三个主要部落）、四名镇民代表（两名非洲商人、一名印度店主、一名阿拉伯商人）。
主持会议的是恩杜姆博酋长——他现在不仅是马扎罗部落的领袖，也是部落联盟在占领区的总代表。
“今天的议程：第一，粮食分配问题；第二，市场税收标准；第三，治安管理；第四，与周边部落的关系。”恩杜姆博用斯瓦希里语说，翻译同步译成德语和英语。
这种多语言、多文化的管理模式在东非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殖民时代，欧洲人单独统治；英军占领时，军事管制压倒一切。而现在，德军、部落、本地居民共同管理城镇。
“粮食方面，”德军少校报告，“我们的储备还能维持一个月。但雨季结束后耕种季节开始，需要组织农业生产。”
印度店主辛格先生发言：“市场可以恢复，但需要安全保障。有些商人担心英军反攻，不敢存货。”
“治安由联军负责。”部落代表马利克说，“我们已经组建了本地民兵，由联军训练和装备，负责日常巡逻。”
阿拉伯商人阿尔·哈桑提出敏感问题：“不同部落之间有历史矛盾，现在共同管理，如何保证公平？”
恩杜姆博早有准备：“联合委员会将设立仲裁庭，由德军军官、部落长老、镇民代表共同审理纠纷。重大决策必须三方一致同意。”
这种权力制衡机制虽然复杂，但有效避免了单一群体的专断。在实践中，德军提供组织和纪律，部落提供本地知识和人力，镇民提供经济支持和情报。
更深远的影响是，这种管理模式培养了非洲人的行政能力。许多部落青年第一次参与城镇管理，学习如何制定政策、分配资源、解决纠纷、组织生产。这些经验将成为战后非洲自治的宝贵财富。
莱托定期视察各城镇的联合管理委员会。他在塔波拉观察了一次会议后，对普林斯说：“看到了吗？这就是未来。不是德国人统治非洲人，而是德国人与非洲人合作管理这片土地。”
“柏林会同意吗？”
“战争结束后，柏林会有更重要的事情操心。”莱托说，“而且，如果这种模式成功，东非将成为德国最稳定、最忠诚的殖民地——不是因为压迫，而是因为合作。”
确实，联合管理下的城镇显示出惊人的稳定性。市场重新繁荣，农业生产恢复，治安良好，甚至税收（虽然大幅降低）按时缴纳。居民们发现，在德非联军管理下，他们的生活比英军占领时更好。
这种口碑传播开来。到6月底，仍被英军控制的一些城镇开始出现不满情绪，居民暗中与德非联军联系，提供情报甚至策划内应。
第七章：英军的反扑与挫败
7月初，斯马茨终于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反攻。
“象牙行动”——投入两个旅的兵力，从三个方向向德非联军控制区推进，目标是收复塔波拉和基洛萨，重新打通东非铁路。
但这一次，英军面对的不再是孤立的德军部队，而是深深扎根于土地和人民的德非联军网络。
7月5日，英军第42旅从东部向塔波拉推进。第一天进展顺利，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但第二天开始，问题出现了：
“将军，前方桥梁被毁，需要工兵修复。”
“将军，水源地被污染，士兵开始生病。”
“将军，侦察兵失踪，地图与实地不符...”
每条道路都被破坏，每个水源都可能被污染，每片丛林都可能隐藏着狙击手。更糟糕的是，当地居民完全不合作——要么逃走，要么提供虚假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