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非，集中大规模部队意味着巨大的后勤负担和疾病风险。”斯马茨回答，“莱托-福尔贝克的战术是机动游击，我们需要以灵活对灵活。每个纵队都能追击、包围、设伏，同时又能迅速集结应对重大战役。”
他详细解释了新结构：每个机动纵队包括三个步兵营、一个机枪连、一个骑兵侦察队、一个工兵排、一个医疗分队和充足的本地搬运工。指挥官被赋予极大自主权，可以根据战场情况自行决策。
“第二，部队构成改革。”斯马茨切换了图表，“我们将大幅增加非洲本地部队的比例。金斯非洲步枪团将扩充到六个营，每个营800人。”
会议室里响起议论声。许多英国军官对非洲士兵的战斗力表示怀疑。
“我知道你们的顾虑，”斯马茨平静地说，“但让我告诉你们：非洲士兵比我们更适应这里的环境。他们能发现我们注意不到的痕迹，能在丛林中无声移动，能忍受我们无法忍受的艰苦。而且，他们更少患热带疾病。”
来自尼亚萨兰（今马拉维）的英军少校查尔斯·坦普尔站起来：“将军，非洲士兵的忠诚度如何保证？他们可能更同情德国人。”
“用尊重和公平对待保证。”斯马茨坚定地说，“我们将支付与印度士兵同等的军饷，提供相同的医疗照顾，给予表现优异者晋升机会。最重要的是，向他们解释我们作战的目的——不是殖民征服，而是结束战争，恢复和平。”
这一理念在当时是革命性的。殖民军队通常将非洲士兵视为次等人员，但斯马茨认识到，要在非洲赢得战争，必须赢得非洲人的支持。
接下来的三周，蒙巴萨变成了巨大的军事改革实验室。斯马茨从南非调来了150名有布尔战争经验的军官和士官，他们组成了新的训练团队。
第三章：训练革命
1914年12月15日，蒙巴萨以北的塔韦塔训练营地。
清晨5点，天刚蒙蒙亮，新组建的第1机动纵队的士兵们已经被哨声唤醒。这与以往的起床时间不同——斯马茨修改了作息表，让士兵在最凉爽的早晨和傍晚训练，中午最热时休息。
“第一课：认识你的敌人。”训练教官德克·范尼凯克上尉站在队列前。这位前布尔游击队员留着浓密的胡须，眼神锐利如鹰。
“你们的敌人不只是德国人，”他用带有浓重南非口音的英语说，“还有这个。”他指着周围的丛林，“还有这些。”他指向训练营医院的方向，“疟疾、痢疾、黑水热、舌蝇病。在东非，疾病杀死的士兵比子弹多三倍！”
士兵们穿着新配发的卡其色短裤和短袖衬衫——这是斯马茨改革的另一项内容。传统的厚重军服被更适合热带气候的轻便服装取代，钢盔内衬了软木隔热层。
“现在，学习第一项技能：如何喝水。”范尼凯克举起军用水壶，“所有的水必须煮沸三分钟，或者用消毒片处理。看到任何水源，不管多清澈，都不要直接喝。违反这一条，你可能会在三天内死于痢疾。”
训练从基础生存技能开始：如何搭建防蚊帐篷，如何识别可食用植物，如何避开毒蛇和有毒昆虫，如何在丛林中保持方向。
下午的战术训练更是颠覆性的。在模拟的丛林训练场，士兵们学习的不再是整齐的队列冲锋，而是分散的小队渗透战术。
“看这里，”范尼凯克指着一片看似普通的丛林，“德国人可能在这里设伏。注意地面：有没有折断的树枝？有没有不自然的树叶堆积？注意声音：鸟叫声突然停止可能意味着有人靠近。”
来自旁遮普的第23步兵营士兵们最初不适应这种训练。他们习惯了开阔地带的正面作战，对丛林感到陌生和恐惧。
“中士，我们真的要在这种地方打仗吗？”年轻士兵卡比尔问道，他的眼睛警惕地扫视着茂密的植被。
“是的，而且你要学会喜欢它。”来自南非的教官回答，“在丛林里，弱者可以战胜强者，小部队可以伏击大部队。德国人教会了我们这一课，现在我们要学得更好。”
射击训练也完全不同。传统的标靶射击被移动目标射击取代，士兵们学习在复杂地形中快速瞄准、射击、转移位置。每个班配备两挺刘易斯轻机枪，士兵们学习如何用机枪提供掩护火力，而不是像在欧洲那样集中使用。
“记住，”范尼凯克强调，“在东非，火力不是数量，而是时机和位置。一挺精心布置的机枪，比十挺随意布置的更有用。”
夜幕降临时，训练转入夜间作战。士兵们学习利用星光和月光行动，如何保持静默，如何使用手势信号而不是声音命令。
“德国人在坦噶利用了黑暗制造恐惧，”范尼凯克告诉士兵们，“现在我们要让黑暗成为我们的盟友。”
医疗训练同样重要。每个士兵都学会了基本的急救技能：止血、固定骨折、处理蚊虫叮咬。更重要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