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水顺着半塌掩体的裂缝滴落，在煤油灯周围形成一圈圈涟漪般的光晕。第28步兵师师长赫尔曼·冯·施泰因中将盯着摊在弹药箱上的作战地图，手中的红蓝铅笔悬在半空，像一只犹豫的鹰。
地图上，代表法军包围圈的红色弧线已经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将他的师——以及第19巴伐利亚师的一部——牢牢困在一片直径不足八公里的区域内。三天前，这支两万三千人的部队还是香槟攻势的矛头；现在，他们成了铁砧上的肉。
“最后一次联络尝试？”施泰因的声音在滴水的掩体里显得格外低沉。
通讯官沃尔特·克鲁格上尉摇头：“所有长波电台天线都被炮火摧毁，短波信号被法军干扰。信鸽……放飞了十二只，只有一只返回，带回的命令是‘坚守待援’。”
“坚守待援，”施泰因冷笑，“我们还能坚守多久？弹药还剩多少？”
后勤主任海因里希·穆勒少校翻开记录本，手指因寒冷而微微颤抖：“步枪子弹人均不到三十发，机枪子弹每个阵地平均两个弹链，迫击炮弹……全师加起来不到一百枚。食物：硬面包和罐头肉还能维持两天，但饮用水已经必须定量配给，每人每天半升。”
掩体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明白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没有补给，没有增援，没有突围的希望，只有缓慢的消耗和最终的投降或死亡。
“伤亡？”施泰因问，尽管他知道答案会令人绝望。
医疗主任卡尔·鲍尔少校摘下眼镜，用脏兮兮的袖口擦拭镜片——这是一个拖延动作，为了掩饰眼中的疲惫和痛苦：“截至昨晚统计：阵亡2,417人，重伤1,893人，轻伤但能战斗的约4,000人。也就是说……”他停顿了一下，“还有大约14,000人理论上能战斗，但其中至少三分之一有不同程度的轻伤或疾病。”
施泰因闭上眼睛。两万三千人，四天战斗，损失超过三分之一。而法军的包围圈正在一天天收紧，炮击越来越精确，小规模试探性攻击越来越频繁。
“法军动向？”
侦察连长埃里希·冯·哈根上尉——一只眼睛缠着渗血的绷带——指向地图：“北面，法军第152步兵师已经构筑了完整的防线，至少两个团的兵力。南面，第3殖民地师，那些塞内加尔士兵擅长夜战和近战。东面是突破口，但法军第87步兵师正在那里加固工事。西面……”
他停顿，声音变得奇怪：“西面是第5轻步兵师，但根据昨晚的侦察，那里似乎……兵力相对薄弱。只有常规堑壕，没有明显加强的迹象。”
“陷阱？”施泰因立刻警觉。
“可能是，但……”哈根犹豫了一下，“也可能是法军判断我们会向东突围，试图打回德军战线，所以把主力集中在东面。而西面是更深的法军后方，他们认为我们不敢往那个方向突围。”
施泰因站起身，在狭小的掩体里踱步。雨水从头顶的裂缝滴到他肩上，但他浑然不觉。突围，这是唯一的选择。但往哪个方向突？向东，最短的路线，但法军必定重兵防守；向西，冒险进入法军纵深，但如果能突破第一道防线，后面可能反而空虚。
“召集所有团长和独立营长，”他最终决定，“我们要制定突围计划。但在这之前……”
他转向穆勒少校：“集中所有剩余物资，重新分配。重伤员……无法行走的重伤员，集中安置，留下必要的医疗人员和自卫武器。告诉他们……”他的声音哽了一下，“告诉他们，师部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牺牲。”
这是战争中最残酷的命令：放弃无法带走的人。但施泰因知道，如果带着重伤员突围，所有人都得死。两害相权，他必须选择能让更多人活下去的那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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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3时，第5掷弹兵团残部阵地
汉斯·拜尔少尉——三天前从磨坊岭撤下，伤口刚刚缝合，就被重新投入前线——蹲在积水过半的堑壕里，试图用一块湿透的帆布包裹他那支冲锋枪。雨水从钢盔边缘流下，模糊了他的视线。
“少尉，有命令，”霍斯特下士——左臂吊着绷带，但拒绝后送——爬过来，递上一张被雨水浸得几乎看不清字迹的纸条。
拜尔就着煤油灯微弱的光线辨认：“各连指挥官立即到团部开会。准备重大行动。”
重大行动。在包围圈里，这个词只有一个意思：突围。
拜尔将冲锋枪交给霍斯特：“你负责这里。我去开会。如果……如果我没有回来，你接替指挥。”
霍斯特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头。
团部设在一个较深的掩体里，相对干燥，但空气污浊，混合着血腥、汗水和腐烂物的气味。第5掷弹兵团团长奥托·冯·德·海德中校——曾经是个英俊的普鲁士贵族，现在左脸有一道新鲜的弹片划伤，从太阳穴延伸到下巴——站在一张摊开的地图前，周围是各连连长，大多带伤，个个面容憔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