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尼是经验丰富的老将，今年58岁，在皇家海军服役超过40年。他经历过从帆船到蒸汽船，从木质船体到钢铁巨舰的转变，见证过海战技术的每一次革命。但即使以他的经验，这种通过无线电监听来感知敌人存在的方式，仍然带有某种超现实的感觉——你能听到敌人在说话，但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你能感觉到他们在靠近，但看不到他们。
“需要尝试干扰吗，长官？”通讯官问。
伯尼想了想：“不，让他们通讯。我们监听他们的信号，也能获取信息。而且，如果我们干扰，他们会知道我们发现他们了，可能改变计划。”
他走到海图前，对作战参谋说：“记录：下午3时50分，确认德国舰队在东南方向60-80海里处。通知‘铁公爵’号，我们已经暴露。”
参谋开始起草电报。伯尼继续盯着海图，脑海中快速推演着各种可能。
“不过……也许暴露不是坏事，”他若有所思地说，“如果我们是诱饵，那么现在鱼已经看到了饵。问题是，鱼会不会咬钩？”
“铁公爵”号是杰利科的旗舰。伯尼分舰队的任务正是作为诱饵——但不是引诱希佩尔的战列巡洋舰，而是引诱整个德国公海舰队。这是一个风险极高的计划：如果舍尔不上当，那么伯尼的八艘战列舰将独自面对可能的德国主力；但如果舍尔上当了，杰利科的主力舰队将在北海中部给予德国人致命一击。
这是一个典型的皇家海军式赌博——用一支分舰队作为赌注，换取歼灭敌人主力的机会。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就是这样做的，用他的舰队作为诱饵，引诱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出战。但现在的情况不同，对手不同，技术也不同。
下午4时20分，新的监听报告传来：截获大量德国无线电通讯，加密等级提高，信号来源分散。
威尔逊中尉亲自到舰桥报告：“长官，情况有变。我们监听到至少五个不同的发射源，都在使用高级加密。从信号特征判断，它们在不同的位置，但在协调通讯——一个发射，另一个很快回应，像在对话。”
伯尼的眼睛亮了：“多支德国舰队在协调行动。希佩尔的战列巡洋舰只是其中之一。可能还有轻巡洋舰分队、驱逐舰分队，甚至……可能舍尔的主力也出动了。”
这个可能性让舰桥上的所有人都紧张起来。如果只是希佩尔的四艘战列巡洋舰，伯尼的八艘战列舰虽然老旧，但仍有数量优势，可以一战。但如果德国公海舰队主力出动，那就是另一个数量级的力量对比。
“他们在调兵遣将，”伯尼判断，“通知杰利科上将：德国人可能上钩了。建议我舰队转向东北，制造向挪威方向撤退的假象，进一步引诱他们深入。”
“但那样会拉大我们与主力的距离，”参谋提醒，“杰利科上将的主力在我们西南方向约120海里。如果我们转向东北，距离会进一步拉大到150海里甚至更多。如果德国人全力追击，可能在主力赶到之前就追上我们。”
伯尼露出狡猾的笑容：“那就看谁跑得快了。记住，我们是战列舰，不是战列巡洋舰。我们的最高速度只有20节，希佩尔的战列巡洋舰能跑25节以上。但如果他追得太远，离开岸基飞机的掩护范围，我们的水上飞机就能发挥作用。”
他走到舷窗前，望着外面的舰队。八艘战列舰排成纵队，“马尔博罗”号领航，“乔治五世”号、“阿贾克斯”号、“百夫长”号等紧随其后。这些战舰大多建于1900年代初期，已经算不上最先进，但每一艘都保养良好，随时可以战斗。
“执行命令，”伯尼最终说，“全体舰队转向东北，航向45度，航速提升到20节。让我们给德国人一个值得追赶的目标。”
命令通过旗语和灯光信号传遍整个舰队。巨大的战舰开始缓慢转向，在海面上划出白色的弧线。烟囱喷出更浓的黑烟，引擎室传来更大的轰鸣声——老式三胀蒸汽机在全速运转，推动着两万多吨的钢铁以设计极限的速度前进。
转向完成后，伯尼再次审视海图。他的舰队现在向东北航行，希佩尔的舰队在东南方向。两者之间的角度在变化，距离在缓慢缩小，但不像直接追击那样快速接近。
“长官，”通讯官报告，“截获新的德国信号。这次是短波，方向正东，距离更远。可能是从威廉港直接发出的。”
“内容？”
“无法破译，但信号模式分析显示，这是高级指挥通讯，可能是在下达战略级命令。”
伯尼点头。舍尔在威廉港，杰利科在“铁公爵”号上，两人都在远程指挥这场博弈。而他，伯尼，是棋盘上的一个关键棋子，既要引诱敌人，又要保护自己。
下午5时，太阳开始西斜，阳光变得金黄而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