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舰队确实已经远离。在东南方向200海里处，希佩尔的第一侦察舰队正在驶入威廉港。上午9时，领航的驱逐舰已经可以看到港口的灯塔和防波堤。
同一时间，在返回威廉港的“塞德利茨”号上，弗朗茨·冯·希佩尔中将也在进行类似的反思。他站在舰桥上，看着港口逐渐接近，心情复杂。
“我们离胜利有多近？”他问参谋长冯·米勒上校，更多是在问自己。
冯·米勒思考片刻：“如果昨夜发动攻击，可能击沉两三艘英国战列舰。但代价……我们的战列巡洋舰也会受损，而且可能会被杰利科的主力咬住。如果杰利科真的在西面不远，我们可能陷入包围。”
希佩尔点头：“所以舍尔是对的。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保存舰队是第一位的。但这样的机会不会太多。英国人越来越谨慎，而我们……越来越被困在港内。”
他看着港口内停泊的其他德国战舰——公海舰队的主力。那些巨大的战列舰，像“国王”号、“凯撒”号、“腓特烈大帝”号，花费了德国纳税人巨额资金建造，但大多数时间只能待在港口，成为“存在舰队”。这是一种战略，但也是一种挫败。
上午10时，“塞德利茨”号缓缓驶入威廉港。码头上，一群军官在等待，为首的是赖因哈德·舍尔上将本人。希佩尔整理了一下军装，准备下舰。
舷梯放下，希佩尔走下战舰，向舍尔敬礼。两位将军的握手简短有力，没有多余的话语。
“欢迎回来，”舍尔说，声音平静，“报告我已经看了。你做了正确的决定。”
“但机会失去了，”希佩尔说，语气中有一丝遗憾。
“机会还会有的，”舍尔说，“但不是赌徒的机会，而是计算过的机会。我们需要更好的情报，更好的计划，更好的时机。”
两人并肩走向司令部大楼。阳光照在港口的水面上，波光粼粼，几乎让人忘记这是战争时期。但在港口入口处，防潜网已经放下，岸炮阵地上的士兵在巡逻，提醒着人们现实的严峻。
在司令部作战室里，军官们正在汇总这次行动的所有情报。黑板和海图上标记着每一份报告，每一次接触，每一次定位。
“总的来说，”情报处长奥托·冯·施泰因少校汇报，“‘北海之眼’行动是成功的。我们的侦察网络——齐柏林飞艇、潜艇、无线电监听——都发挥了作用。我们准确追踪了伯尼分舰队的动向，也探测到了杰利科主力的存在。我们避免了陷阱，保存了舰队。”
“但没有任何战果，”一位年轻参谋小声说，被舍尔听到了。
舍尔转向他：“战果不仅仅是击沉敌舰。这次行动证明了几件重要的事。第一，我们的侦察网络有效，我们能够掌握北海的态势。第二，英国人确实在使用诱饵战术，我们的谨慎是正确的。第三，杰利科和我们一样谨慎，他不愿意在没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决战。”
他停顿了一下，环视在场的军官：“这意味着大规模舰队决战可能永远不会发生——或者只会在极端情况下发生。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可以继续执行我们的战略：用潜艇袭击英国航运，用水面舰艇偶尔出击制造威胁，消耗英国的力量，等待时机。”
“但时机何时会来？”希佩尔问。
舍尔走到窗前，望着港口内的舰队：“当时机来临时，我们会知道。当英国人的警惕性下降时，当他们的舰队分散时，当天气和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时。但直到那时，我们必须忍耐，必须准备。”
他转身面对军官们：“这次行动不是失败，而是一次学习。我们学习了英国人的战术，测试了我们的侦察系统，锻炼了我们的舰队。下次，我们会更聪明，更准备充分。”
会议结束后，希佩尔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需要起草详细的行动报告，分析每一个决策，每一份情报，每一次接触。这份报告将成为未来行动的参考，帮助德国海军改进战术，完善战略。
而在斯卡帕湾，杰利科也在做类似的工作。他召集参谋军官，复盘整个行动，分析情报的收集和处理，评估舰队的表现，总结经验教训。
“德国人的侦察网络比我们预期的更有效，”杰利科在会议上说，“他们的齐柏林飞艇能够长时间监视海面，他们的潜艇能够在关键航线上监听，他们的无线电监听能够截获我们的通讯。我们需要改进我们的反侦察措施：更好的防空，更积极的反潜，更严格的无线电纪律。”
“但我们也证明了诱饵战术是可行的，”一位参谋指出，“德国人发现了伯尼分舰队，但不敢攻击，因为他们担心是陷阱。”
“是的，”杰利科点头，“但这只是一次。下次，舍尔可能会更冒险，或者想出破解诱饵战术的方法。战争是动态的，对手在学习，在适应。我们也必须如此。”
会议持续了几个小时。结束时，已经是下午。杰利科回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