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2月的伦敦，雾气与煤烟混合成一种特有的灰黄色帷幕，笼罩着白厅的战争办公室。室内，壁炉里的木柴噼啪作响，却驱不散渗透进骨子里的寒意——那是一种比天气更深的寒冷，源自日益增长的战争僵局带来的挫败感。
陆军大臣基钦纳勋爵站在巨幅西线地图前，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地图上，从瑞士边境到北海海岸，一条用红蓝铅笔标出的战线蜿蜒近五百英里，如同一条已经干涸但仍充满毒性的河床。在某些地段，战线几乎重叠——在伊普尔，在阿尔贡，在孚日山脉，双方堑壕相距有时不足五十码。
“三个月了，”基钦纳的声音低沉如远雷，“自伊普尔以来，战线几乎未动分毫。每天我们损失两百人——不是进攻，只是‘维持现状’。”
他的听众包括几位高级参谋、刚从法国返回的军事观察员，以及财政部的代表。所有人的脸色都凝重。战争已经进行了七个月，最初的激情早已被消耗战的冷酷数学取代。
“法国人怎么说？”财政部官员问道，他的关注点很实际，“霞飞将军的计划是什么？”
“更大的进攻，”一位参谋回答，“在香槟和阿图瓦。他们想夺回努瓦永突出部，切断德军通往巴黎的铁路线。但代价……霞飞估计需要五十个师，伤亡可能高达十万。”
房间里一阵沉默。十万人的代价，只为推进几英里？这个数字在战前是无法想象的，但现在，似乎已成为战争方程式中的常态项。
基钦纳转向刚从法国前线返回的少将阿奇博尔德·默里——他是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参谋长。
“弗伦奇怎么想？bEF（英国远征军）能做什么？”
默里清了清嗓子。他是个精干的军官，但眼下的黑眼圈暴露了连续数周的压力。“总司令阁下认为，我们不能只是被动等待法国人的行动。bEF需要证明自己的进攻能力，不仅是为了提振国内士气，也是向法国盟友展示我们的价值。”
他走到地图前，指向法国北部与比利时交界处的一段战线。“这里，阿图瓦地区。德军防线在这里形成一个浅浅的突出部，中心是一个叫新沙佩勒的村庄。它本身战略价值有限，但……”
“但它是可攻击的目标，”基钦纳接话道，“一个我们能够夺取的目标。”
“正是，阁下。弗伦奇将军认为，一次成功的有限进攻——目标明确，计划周密——可以展示我军的组织能力和战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如果成功，它可以为我们提供进攻堑壕防线的宝贵经验。”
财政部官员皱眉：“一次‘有限进攻’？代价是多少？收益又是什么？”
默里早有准备。“参谋部的初步评估：投入两个师，集中炮兵火力于狭窄正面，持续时间不超过三天。目标：夺取新沙佩勒及周边高地，消除德军在此的突出部，可能威胁到里尔方向的德军交通线。伤亡估计……难以精确，但可能在三到五千。”
“三到五千，”财政官员重复道，“为了一个村庄。”
“为了证明我们可以攻破德军的堑壕，”基钦纳的声音变得尖锐，“为了告诉德国人，也告诉我们自己，这场战争不是无休止的僵局。为了政治，先生们。法国议会已经在质疑英国贡献不足，我们的报纸在质问军队为何只是‘蹲在泥里’。我们需要一场胜利——一场英国主导的、无可争议的战术胜利。”
会议持续到深夜。反对意见不少：资源是否应该集中用于扩大军备生产？是否应该等待更多新军训练完毕？这样的小规模进攻是否会暴露英军的战术意图？
但基钦纳和战争办公室最终达成共识：必须进攻。不仅是为了军事，更是为了政治和心理。一个民族可以承受牺牲，但不能承受毫无意义的僵持。
三天后，命令以绝密电报形式发往法国：批准新沙佩勒进攻计划，行动代号“织布机”。日期初步定于三月上旬，具体时间由前线指挥官决定。
与此同时，在巴黎，类似的讨论也在进行。法国总司令霞飞将军对英国人的计划持谨慎支持态度。在他的宏伟蓝图中，新沙佩勒只是一场序幕——如果英国人能在这里取得成功，将有助于牵制德军预备队，为法军即将在香槟和阿图瓦发动的大规模春季攻势创造有利条件。
“让他们试试，”霞飞对副官说，手指在地图上新沙佩勒的位置敲了敲，“我们需要知道，集中炮火和有限目标进攻是否真的能打破堑壕僵局。如果英国人能做到……也许我们也能。”
战争机器开始加速运转。而在新沙佩勒对面，德军第四集团军第六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师的士兵们，对即将降临的命运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这个冬天异常寒冷，堑壕里的泥水结了薄冰，每天早晨需要敲碎冰层才能取水洗漱。
汉斯·韦伯下士所在的第16巴伐利亚步兵团，作为预备队部署在新沙佩勒以东约五公里的布瓦格兰堡。这里相对前线平静许多，士兵们住在半地下的掩蔽部里，有条件生火取暖，甚至偶尔能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