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快他妈的划！不想喂鱼就用力！”负责操桨的工兵班长声嘶力竭地吼叫着，用尽全身力气划动着那支简陋的木桨。但下一刻，一颗不知从何处射来的子弹精准地击中了他的胸膛，他身体猛地一颤，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一声未吭地栽入了浑浊的河水中，瞬间被湍急的水流吞没。埃里希咒骂了一声，毫不犹豫地接替了他的位置，用他那矿工粗壮的臂膀，拼命划水，木筏在弹雨中艰难地向对岸挪动。
仿佛过了一个世纪，他们这艘伤痕累累、半沉不沉的木筏，终于“砰”地一声，撞上了西岸的泥滩。幸存下来的七八个人，如同溺水者抓住救命稻草般，纷纷跳下船，趟着齐腰深、冰冷刺骨的河水，连滚带爬地冲向那道看似能提供庇护的河堤。
然而，河滩本身就是一个暴露在交叉火力下的死亡陷阱。法军的机枪从侧翼高地上的坚固堡垒、从正前方被炸成废墟但仍顽强抵抗的厂房窗户里，构筑了完美的交叉火网，将任何试图冲锋的德军士兵成片地扫倒。子弹打在泥滩上，发出“噗噗”的闷响，激起一蓬蓬泥浆。
汉斯和埃里希凭借着一丝运气和敏捷的反应，侥幸冲进了一个巨大的弹坑，暂时获得了片刻的喘息。弹坑里，已经躺着两具穿着灰色军装的德军尸体，姿态扭曲，显然已经死去多时。
“这样不行！绝对不行！”埃里希靠在弹坑边缘，大口喘着粗气，河水混合着汗水从他脸上淌下，“我们得像钉子一样被钉死在这里！得干掉左边那个混蛋！”他指了指左前方大约一百五十米外，一个不断喷吐着致命火舌的工厂二楼窗口，那里一挺霍奇基斯机枪正欢快地收割着生命。
汉斯小心翼翼地探出头，迅速用瞄准镜观察了一下。距离适中，但角度非常刁钻，机枪手被厚重的砖石墙体很好地保护着，只露出很小的射击孔。他深吸一口气，稳住因寒冷和紧张而微微颤抖的手臂，尝试进行了一次射击。
“砰！”枪声在嘈杂的战场上显得微不足道。子弹精准地命中了窗户旁的砖墙，只留下一个白色的凹坑和四溅的碎屑，对里面的机枪手毫无威胁。
压力不仅来自于正面。法军那些狡猾的冷枪手（“狙击手”这个术语此时还未普及），如同幽灵般隐藏在废墟的各个角落，他们使用着加装了瞄准镜的勒贝尔步枪，耐心而精准地猎杀着任何暴露目标的德军军官、士官、机枪手或者像汉斯这样的潜在威胁。更可怕的是，有时来自己方后方、意图延伸掩护的炮火，会因为观测误差或通信失灵，竟然落在了已经艰难过河的德军突击队头上，造成令人痛心疾首的误伤。
战斗迅速退化成了混乱不堪、以命换命的消耗战和残酷的巷战。德军士兵们凭借着日耳曼民族固有的顽强意志和平日里严苛的训练，在军官和士官的带领下，以巨大的伤亡为代价，一点点地、一米米地蚕食着法军的阵地。他们用手榴弹像敲敲门一样清理每一个可疑的地下室和房间，用集束手榴弹和炸药包爆破那些坚固的房屋拐角和机枪掩体，最后再用刺刀、工兵铲甚至枪托，进行最原始、最血腥的面对面搏杀。每前进一米，脚下的土地都仿佛被鲜血浸泡得更加泥泞。
汉斯在这种极端混乱和狭窄的环境下，他赖以成名的狙击技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视野被残垣断壁切割得支离破碎，有价值的目标往往只是惊鸿一瞥。他更多时候是作为一个冷静而精准的普通步枪兵，为正在冲锋或爆破的同伴提供极其有限的火力掩护，或者凭借猎人的直觉，优先清除那些突然从废墟中冒出来的、威胁巨大的法军冷枪手或军官。
整整一天的血腥鏖战下来，第二集团军在付出了惊人代价后，终于在桑布尔河沿岸的几个关键地段，取得了极其有限、且摇摇欲坠的突破。他们建立了几处规模不大的桥头堡，像几枚钉子般楔入了法军的防线，但远远未能达成战役初期预想的那种摧枯拉朽式的、决定性的碾压突破。法军第五集团军的抵抗异常顽强，他们利用对地形的极度熟悉和大量坚固的工业建筑作为支撑，进行了逐屋、逐巷、甚至逐层的激烈抵抗，每一个车间、每一座高炉、每一条铁轨，都成为了争夺的焦点。
巨大的伤亡数字，像一副沉重无比的铁枷，牢牢地套在了第二集团军身上。许多步兵团、营被打残，失去了继续进攻的能力，士兵们体力透支，精神濒临崩溃，士气在巨大的伤亡和缓慢的进展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然而，从整个“施里芬计划”的宏大战略视角来看，这种在战术层面上看似“失败”的、代价高昂的僵持，恰恰构成了其“压力”战略最核心、最成功的一部分。
在法军第五集团军那设于沙勒罗瓦以西某个隐蔽地点的司令部里，夏尔·朗勒扎克将军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几乎令他窒息的压力。他的桌面上堆满了来自前沿各军的告急电报，字里行间充满了焦灼与绝望——“伤亡惨重，急需增援！”“弹药告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