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与农产品组的负责人接着发言，他的语气中带着焦虑：“主席先生，关于粮食问题，我必须提出一个严峻的伦理……和现实困境。我们初步清点的粮食总量看似可观，但其中超过百分之四十因为保管不当、战火破坏或本身品质问题，已经霉变、发芽或污染，无法直接作为口粮。而可食用的部分，按照元首的命令和帝国粮食部的指令，必须优先供应德国军队和本土。但是，敖德萨城内及周边地区，还有数十万居民，以及我们俘获的大量苏军战俘。他们的粮食配给问题如何解决？目前，我们仅以最低限度（每天不到一百五十克发霉的面包或等价物）维持战俘的生命，而市民……实际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如果完全不给予配给，大规模饥荒和随之而来的瘟疫几乎是必然的，这将严重影响我们的卫戍部队，并可能引发更剧烈的抵抗。”
工业设备组的负责人也表达了类似的挫折感：“我们回收的机器设备，完好率不足百分之十五。大部分都需要大量的维修和更换部件，这在我们现有的野战条件下几乎不可能完成。将其拆解运回国内，又面临我刚才提到的运输难题。而且，很多设备是专用设备，即使运回去，其利用价值也需要重新评估。我们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收获的却是一堆需要进一步消耗资源的‘废铁’。”
法尔肯海恩沉默地听着，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他深知，他们面临的不仅是物资的清缴，更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管理问题。掠夺本身是简单的，但将掠夺来的资源有效转化为战争能力，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们陷入了典型的“征服者困境”：占领了土地，却要承担治理的负担；获取了资源，却要解决物流和分配的难题。
“记录下所有问题。”最终，他开口道，声音恢复了之前的冷静，甚至更加冷酷，“关于粮食分配，执行帝国既定的东方占领区政策。本地居民的生存需求，不在本委员会优先考虑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允许设立极其有限的‘施粥点’，使用最劣质的粮食，仅用于维持最低限度的秩序，防止大规模骚动。战俘的口粮标准，按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相关条例执行，不得擅自提高。我们的核心任务，是将有价值的物资运往帝国。运输问题，我会亲自向柏林报告，申请更高的运输优先级，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利用现有条件，建立分级库存制度：最高优先级的物资，集中存放在防御最坚固的地点，随时准备启运；次优先级的，分类存放；价值较低或体积庞大的，暂时原地封存。”
他的命令清晰而残酷，将人道主义的考量彻底排除在决策之外。在帝国的逻辑里，占领区的一切，包括人命，都是可以为了战争目的而牺牲的资源。
第四幕：阴影下的交易与抵抗——地下的暗流
德军高效而残酷的清缴行动，并未能完全掌控敖德萨的一切。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掠夺进行的同时，城市的阴影之中，另一场关于生存与抵抗的戏剧也在悄然上演。
随着官方粮食供应体系的崩溃（或者说，德军从未打算建立针对市民的供应体系），黑市如同雨后的霉菌，在废墟的各个角落迅速滋生蔓延。它没有固定的场所，可能在某条被炸毁的巷尾，某个半地下室的小咖啡馆，或者仅仅是两个人在街头擦肩而过的瞬间。交易的媒介五花八门：帝国马克、残存的苏联卢布早已失去信誉，黄金、珠宝、手表成为硬通货，但更普遍的是以物易物。一块德国军粮中的巧克力，可以换到一户人家珍藏的银烛台；一包香烟，可能换来一件质地优良的羊绒大衣；而最珍贵的，无疑是食物。一小袋面粉、一块黄油、甚至几个土豆，都能在黑市中引发疯狂的竞价。
一些胆大的德军士兵和低级军官，也未能抵挡住诱惑。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偷偷将清缴物资中易于隐藏的部分——罐头、巧克力、白糖、香烟、燃料——克扣下来，流入黑市，换取卢布（用于购买伏特加或其他本地“特产”）、黄金，或者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这种腐败行为虽然被严令禁止，一旦发现会面临军事法庭的严厉审判，但在巨大的利益和生存压力面前，依然屡禁不止。委员会不得不派出秘密战地宪兵进行巡查，但这更像是一场猫鼠游戏。
而更让德军占领当局感到如芒在背的，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活动。尽管苏军主力已经撤退，但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留下了精干的情报和破坏小组，同时，敖德萨本地具有悠久历史的、由各派力量（包括共产党人、民族主义者、甚至普通市民）组成的抵抗网络也开始复苏。他们的目标直接指向德军的清缴和补给体系。
深夜，城郊的一座临时露天仓库，堆积着等待转运的轮胎和橡胶制品，突然燃起冲天大火，显然是被人浇上燃油纵火。负责守卫的一个排德军士兵，在救火过程中，遭到了不明方向的冷枪射击，一人死亡，两人受伤。
通往港口的铁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