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耶夫首先传达了盟友的紧急请求和发动攻势的必要性。然后，他请两位前线司令官提出他们的计划。
库罗帕特金将军首先发言，他描绘了一幅黯淡的图景：他的北方战线正对着东普鲁士，那里是德军防御最为坚固的地区。德军经营多年，防线体系完善，拥有大量的混凝土永备工事、多重铁丝网、密集的炮兵阵地和便利的铁路网络支援。他断言，任何向该地区的进攻，都将是“用我们士兵的脑袋去撞击德意志的钢铁混凝土城墙”，其结果只能是重复1914-1915年间的失败，造成毫无意义的巨大伤亡，且根本无法达成牵制德军主力西调的目标。他的结论是：北方战线不具备主攻条件，最多只能进行有限的辅助性佯攻。
接着，西方战线司令官埃弗特将军的发言，与库罗帕特金如出一辙，甚至更加消极。埃弗特是一位典型的旧式贵族将军，优柔寡断，对新技术和新战术缺乏理解，极度厌恶风险。他的战线正面是波兰方向，德军防御同样极其坚固。他强调了地形的复杂（沼泽、森林）、敌军兵力的雄厚以及己方在炮兵，特别是重炮和弹药上的劣势。他反复陈述困难，暗示需要更多的准备时间、更多的火炮、更多的援兵，但即便这些条件都满足，他对进攻的成功率也表示深深的怀疑。他的态度，本质上是一种委婉的拒绝，希望由其他战线来承担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会议陷入了僵局。阿列克谢耶夫内心倾向于在北方或西方战线发动主攻，因为那里距离德国的核心领土更近，理论上能造成更大的战略威胁。但他无法强迫两位态度消极、不断强调困难的司令官去执行他们毫无信心的计划。一位不情愿的指挥官，很可能葬送掉整个战役。焦虑和沮丧在房间里弥漫。沙皇沉默地听着，显然也无法在专业领域强行下达命令。似乎，协约国的迫切需求，就要被俄军内部的消极和困难所扼杀。东线的巨兽，仿佛因内部经络的阻塞而无法抬起它的利爪。
第四节：来自西南方向的异见之声
就在这一片悲观、近乎绝望的氛围中，一个与众不同的声音，通过电报和报告，从遥远的西南战线司令部传来。这个声音的主人，是西南战线司令官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勃鲁西洛夫将军。
勃鲁西洛夫时年63岁，是一位经验丰富、以精力旺盛和思维敏锐着称的骑兵将领。他并非德裔波罗的海贵族，也非宫廷宠臣，而是来自一个较为古老的俄国贵族家庭，以其职业能力和独立个性闻名。他在战前担任基辅军区司令时，就对现代战争有深入思考。与库罗帕特金的保守和埃弗特的优柔寡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勃鲁西洛夫充满主动性和进攻精神。
他敏锐地意识到了来自凡尔登的压力和整个战局的紧迫性。未等大本营正式命令，他早已开始研究在自己的战线上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与北方和西方战线面对德军主力不同，他的西南战线正面的敌军是奥匈帝国军队。尽管得到了一些德军部队的加强，但奥匈军队的战斗力、士气和防御工事的坚固程度，普遍认为远逊于德军。地形方面，虽然也有喀尔巴阡山脉的余脉和河流阻隔，但并非不可逾越。
更重要的是，勃鲁西洛夫对战争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他痛感于过去俄军（以及西线联军）那种在狭窄正面上集中巨大兵力兵器，进行长时间的炮火准备后，以密集队形冲击敌军坚固防线的战术。这种战术代价高昂，且极易被敌军识破意图，及时调动预备队封堵突破口。即使初期成功，也会很快陷入新的僵局。
在提交给大本营的报告中，勃鲁西洛夫提出了一套大胆甚至激进的方案。他主动请缨，由他的西南战线承担主攻任务。但他的进攻方式将完全不同：
1. 宽正面进攻：他不要求像埃弗特那样在狭窄地段集中难以置信数量的火炮和步兵。相反，他计划在整个西南战线（长达数百公里）的多个（最初选定四个）相距甚远的地段同时发动进攻。这会使敌军无法判断哪里是真正的主攻方向，从而分散其预备队。
2. 重点突破与战术突然性：在每个选定的突破地段，他仍会集中优势兵力和炮火，但强调精心选择突破口（通常是敌军防线的薄弱环节），并极度重视伪装和欺骗措施，以达到战术上的突然性。
3. 缩短炮火准备，强调精确打击：他反对长达数日、旨在将一切夷为平地的漫长炮火准备，因为这等于告诉敌人进攻即将开始。他主张短促而猛烈的炮火准备，重点摧毁铁丝网、机枪巢和前沿堑壕，为步兵打开通道。
4. 步兵突击队的运用：他计划训练和组建小股精锐的步兵突击队（“风暴组”），这些部队不采用密集队形，而是以松散队形，利用炮火掩护和地形，渗透、迂回，清除敌军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