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的春天，来得迟缓而犹豫。对于浸泡在血与泥泞中的欧洲大陆而言，季节的更替早已失去了田园诗般的意味。它带来的不是温暖和生机，而是融化积雪后暴露出的累累尸骸、更加泥泞难行的道路，以及随之而来的、新一轮大规模杀戮的预告。在西线，凡尔登这座“绞肉机”自2月起便以每月吞噬数十万生命的恐怖效率隆隆作响。德军和法军像两个在泥潭中角力、精疲力尽的巨人，死死掐住对方的喉咙，在狭窄正面上进行着毫无理性的消耗战。每一次局部的推进都以骇人听闻的代价换取，战线却如同凝固的岩浆，变动微乎其微。胜利的标准，已经从突破与合围，退化成了让对方流更多的血。
相比之下，东线这片从波罗的海沿岸一直蜿蜒至罗马尼亚边境，绵延上千公里的广阔战场，则呈现出一种诡异的、令人不安的沉寂。自1915年沙俄军队经历那场灾难性的“大撤退”后——在那场溃败中，整个波兰、立陶宛以及加利西亚的大片领土沦陷，超过百万俄军士兵被俘，装备损失不计其数——战线终于暂时稳定下来。双方数百万大军隔着错综复杂的铁丝网、纵深交错的堑壕体系以及被炮火犁过无数遍、如同月球表面般荒芜的“无人区”对峙着。
这种沉寂并非和平，而是巨兽在激烈撕咬后的喘息与舔舐伤口。它充满了张力，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引爆整个战线。春天的气息在这里混合着硝烟、腐烂物和消毒剂的味道。新生的绿草顽强地从弹坑边缘和士兵的靴印旁钻出，与散落各处的锈蚀钢铁、破碎的军服残片形成刺眼的对比。夜晚，探照灯的光柱会划破黑暗，搜寻着可能存在的敌军巡逻队；偶尔响起的冷枪声，或是一次小规模的、为了夺取一个前沿观察点而发起的连级突击，是这片死寂土地上仅有的“活力”证明。双方都在利用这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加固工事，补充兵员，运输物资，并将铁路线尽可能地向战线延伸。这是一种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每一位从将军到士兵的参与者都能感受到那潜藏在泥土下的悸动。
第二节：莫吉廖夫大本营的焦虑阴影
在位于莫吉廖夫的沙皇最高统帅部（Stavka），压抑的气氛比前线更为浓重。这座位于帝国内陆的城市，暂时远离了炮火的直接威胁，但无形的压力却从四面八方挤压着这里的每一个人。沙皇尼古拉二世陛下名义上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于1915年夏亲临大本营坐镇，以期提振士气。他仪表堂堂，举止优雅，却难以掩饰眉宇间深藏的忧虑与疲惫。对军事事务，他缺乏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决断力，更多是依靠身边的将领。因此，实际上的军事决策重担，主要落在了参谋长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肩上。
阿列克谢耶夫是一位典型的、靠个人才能和勤勉一步步爬上高位的职业军官。他出身寒微，并非近卫军或贵族圈的宠儿，其貌不扬，甚至有些土气，但思维缜密，工作起来不知疲倦，被誉为俄军中的“大脑”。然而此刻，这位“大脑”正深陷于巨大的战略困境之中。他的谨慎与务实让他清楚地看到了沙皇军队面临的残酷现实：经过近两年惨烈的战争，受过良好训练的职业军官团在最初的战斗中损失惨重，许多团队军官百不存一；征召来的数百万新兵训练严重不足，往往只学会了如何开枪便被迫填进战线；后勤体系虽然较1915年有所改善，但炮弹、步枪、机枪，尤其是重炮和炮弹的短缺，依然是致命的软肋。在阿列克谢耶夫看来，当前最理性的选择是继续采取守势，利用广阔的战略纵深和春季泥泞期（rasputitsa）过后短暂的干爽季节，进一步整训部队，囤积物资，等待国内军工生产跟上需求，至少要到1916年晚些时候再考虑大规模进攻。
然而，战争的逻辑从来不只是军事的，更是政治的。来自西线盟友的压力，如同越来越紧的绞索，套在了阿列克谢耶夫和整个沙俄帝国的脖子上。法国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法军总司令约瑟夫·霞飞元帅的电报与信件，如同雪片般飞向莫吉廖夫。措辞从最初的“请求”、“建议”，逐渐变为“紧急呼吁”乃至“最后通牒”。凡尔登的战况太惨烈了，法军的鲜血几乎快要流干。霞飞在信中几乎是在呐喊：为了共同的事业，俄国必须立即在东线发动一场全力以赴的大规模攻势！必须迫使德军从西线，特别是从凡尔登地区抽调兵力回援，否则，西线有崩溃的危险，整个协约国事业将面临灭顶之灾。
这些请求背后，是协约国内部在1915年12月尚蒂伊会议上达成的共识：各条战线应协调行动，对同盟国发动连续攻击，使其无法集中兵力于一点。如今，法国正在独自承受最沉重的打击，他们有权要求盟友履行承诺。拒绝，不仅意味着军事上的孤立，更可能导致政治联盟的破裂，这是沙俄帝国无法承受的代价。
第三节：大本营内的战略分歧
于是，一场大规模的牵制性攻势势在必行。阿列克谢耶夫不得不将自己的谨慎压下，开始筹划这场他内心并不看好的进攻。但接下来的问题更加棘手：攻势在哪里发动？如何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