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森被请来办公室，看完信后脸色铁青：“这种破坏行为必须严惩。如果消息传出去，会影响整个搬迁计划。”
霍夫曼点头：“我已经查获了另外三封类似信件。有一个地下网络在运作。”
“杀一儆百。”蒂森简单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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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工人们上班时被集合在厂门口。格奥尔基被绑着站在那里，脖子上挂着“怠工者”的牌子。
蒂森站在临时搭建的讲台上发表讲话：“有人试图破坏帝国的战争努力！有人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和忠诚！今天，我们将展示对这种行为的零容忍！”
格奥尔基抬起头，目光扫过工友们的脸。他看到了恐惧、愤怒，也看到了无声的支持。
没有审判，没有程序。绳子套上他的脖子时，格奥尔基最后想到的是妻子和发烧的小女儿。
当他的身体悬挂在厂门口摇晃时，工人们被迫列队经过，亲眼目睹“怠工者的下场”。许多人低下头，不敢看这残酷的一幕；有些人眼中含着泪水；还有一些人握紧拳头，将仇恨埋在心底。
斯特凡经过时，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看到格奥尔基口袋里露出的半块面包——那是前一天省下来给他妹妹的。
那天晚上，斯特凡偷偷回到厂门口。守卫已经撤走，只剩下格奥尔基的尸体在夜风中轻轻摇晃。斯特凡迅速剪断绳子，将尸体放下，用麻布包裹好。他不能让自己的工友像警示牌一样被悬挂在那里。
在几个可靠朋友的帮助下，斯特凡将格奥尔基的尸体送回给他的家人。埃列娜看到丈夫的尸体时没有哭泣，只是默默地抚摸着他冰冷的脸庞。
“他们会付出代价的，”她轻声道，“我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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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奥尔基的死没有阻止工业移植计划，反而激起了地下抵抗的暗流。工人们开始用更隐蔽的方式拖延拆卸进度：关键零件会“意外”损坏；运输路线会“记错”；包装箱会“不小心”进水。
蒂森很快意识到问题：“这些拖延不是偶然的，是有组织的破坏。”
霍夫曼加大了监控力度，又抓了几个“煽动者”，但抵抗活动反而更加隐秘和有效。
一天晚上，斯特凡被埃列娜请到家中。他惊讶地发现屋里坐着几位老工人和一位看似知识分子的陌生人。
“这位是布加勒斯特来的伊万先生，”埃列娜介绍道，“他是铁路系统的代表。”
伊万点头致意：“我们知道雷希察的情况。格奥尔基的信虽然被截获，但其他信件已经传出去了。外界正在关注这里。”
“关注有什么用？”一位老工人悲观地说，“德国人还是在这里为所欲为。”
“关注意味着我们不能像杀鸡一样对付他们，”伊万说，“意味着他们需要掩盖暴行，需要更狡猾的手段。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会议持续到深夜，制定了详细的破坏计划：精密机床的关键部件会在包装前被偷偷更换；运输列车会“意外”错编路线；德国人的记录文件会“神秘”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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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后，蒂森面临第一个重大挫折：三车皮精密设备在运输途中遭遇“桥梁损坏”，被迫停在偏远小站数日，等最终到达德国时，发现内部零件大多锈蚀损坏。
“这是蓄意破坏！”蒂森在会议上咆哮，“霍夫曼，你的安保措施形同虚设！”
霍夫曼面色阴沉：“我会加强监控，但我们需要更多人手。”
更糟糕的是，国际舆论开始关注罗马尼亚工业资源被系统性掠夺的问题。虽然战争仍在继续，但这种赤裸裸的移植计划引起了甚至德国国内一些人士的批评。
蒂森收到柏林来信，要求他“更加谨慎”和“注重公共关系”。他愤怒地将信扔进垃圾桶：“官僚！他们不知道在现场工作的困难！”
压力之下，蒂森稍微改善了工人待遇：每日工作时间减少到12小时，午餐增加了土豆汤。但监视更加严密，任何可疑行为都会立即报告。
斯特凡因为技术过硬被选中培训德国学徒工。他表面上顺从地教导这些年轻人，却故意漏掉关键步骤，或者教错操作方法。
“这些机器很敏感，”他一本正经地告诉德国学徒，“必须用特殊方式启动，否则容易损坏。”
结果第二天，一台珍贵的大型铣床因为“操作失误”而主轴卡死，维修需要两周时间。
蒂森怀疑是破坏，但找不到证据。霍夫曼加强了对斯特凡的监视，但年轻人极其谨慎，从不直接参与抵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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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列娜·波佩斯库成为了地下网络的重要联络人。作为“烈士遗孀”，她受到一定程度的同情，行动比男性更加自由。她利用这个身份，在市场和教堂与各方人士接触，传递信息和物资。
一天，她带回了重要消息：“德国人计划在下月初运走最后一批核心设备。之后，工厂将完全关闭，所有工人将被转移到德国。”
工人们面临抉择：要么背井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