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鑫在省机管局报道时，其实也已经接受了车队队长的培训，车队队长让他开着车，多走几遍王晨常走的路线。包括车子的号段：省牌号段、公车车牌号段、警卫车辆号段、有关部门办案车牌号段。宋鑫不了解这些情况，所以熟悉情况是应该的。“你是昨天刚回来吗？”宋鑫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我本来早就能回来，但想着干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带老婆孩子在京城转转，于是乎，就带着老婆孩子在京城转了转。”王晨笑笑，“这是应该的，那......“哎哟喂，你们这些当领导的……”她猛地一拍桌子，茶杯震得跳起来，水泼了一桌，“我男人死在乡政府大院里，血还没干，你们倒先算起账来了？他是不是在办公室出的事？是不是穿着白衬衫、戴着党徽、坐在那张办公桌后头被砍的？是不是在上班时间、在工作岗位、在执行公务？——这些你们敢否认吗？！”她声音陡然拔高，尾音发颤，却不是哭腔，是逼到绝境后的嘶哑和狠劲。会议室门窗紧闭，空气滞重如铅，连窗外蝉鸣都像被捂住了嘴。王晨坐在长桌尽头，左手拇指缓慢摩挲着笔记本边缘——那本子上刚记了七行字，全是徐市长方才说的“不能答应”的理由，可此刻，他竟一个字也写不下去。余市长下意识往椅背里缩了缩，喉结上下滚动。肖江辉则盯着她右手指甲缝里残留的一点暗红——不是血，是昨夜哭过太多遍后，指甲掐进掌心留下的旧痕。这细节让他心头一沉：她不是来讹钱的，她是来讨命的。“你丈夫确实在岗。”徐市长没看她，目光扫过桌上摊开的现场勘查初报，“但他在岗时，在三楼女厕隔壁的杂物间，与一名信访群众之妻发生肢体冲突；监控显示，该女子当日三次递材料，他均未签收，反将材料撕碎扔进垃圾桶；当晚八点四十七分，死者手机通话记录显示，其与该女子丈夫通电话长达十一分钟，内容涉‘再闹就吊销你儿子营业执照’‘你家祖坟风水早就不正’等威胁性言语。次日清晨，对方持刀闯入，全程无预警、无安保拦截、无同事劝阻——这不是突发，是必然。”他顿了顿，从公文包抽出一份泛黄的卷宗复印件，推至桌沿：“这是三个月前灌中乡信访台账。共登记矛盾纠纷六十三起，其中四十一起标注‘已化解’，实际仅有七起有回访记录。其余三十四起，全是手写‘口头调解完毕’，连调解员签名都是同一支蓝黑墨水笔——而那支笔，是死者本人的。”会议室静得能听见空调外机嗡鸣。她嘴唇翕动，想反驳，却只发出“呃……”一声短促气音。王晨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像块冷铁砸进水里：“同志，您刚才说，他走的时候，连句话都没给您留下。”她一怔，眼眶骤然又红了，却倔强地仰着下巴，没让泪掉下来。“可我们查到了他最后一条微信。”王晨翻开笔记本第一页，念道，“凌晨三点零二分，发给乡长：‘老李，明天上午把东岭村征地补偿款单子压一压，姓陈那家儿子在市里跑关系，风声太紧。我先拖着，等风头过去再说。’——这是他生命里最后一句工作指令。”她肩膀猛地一抖，仿佛被人抽了一鞭。“您说他为公牺牲。”王晨合上本子，指尖在封皮上轻轻叩了两下，“可组织认定‘因公殉职’，不是看人死在哪，是看事因何起。他死在岗位上，但引爆导火索的，是他亲手埋下的雷——压信访、卡补偿、搞权色交易、把公章当私印盖。这些事，每一件都在消解群众对党的信任，每一笔账，最终都要由基层政权来还。”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拉开一条缝。热风裹着尘土灌进来，吹得桌上纸张哗啦作响。楼下，家属们仍在喊：“我们要见领导！要说法！”声音粗粝沙哑，像砂纸磨着生锈的铁皮。“您提的五条，第一条赔偿，按《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职工非因工死亡，抚恤金标准为当地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二十个月；第二条调岗，县教育局可安排其转至后勤岗，享受同等职称待遇；第三条就业帮扶，人社局提供三次公益性岗位推荐及公务员考试免费辅导；第四条性质认定，经核查，不符合《烈士褒扬条例》第八条关于‘为保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而牺牲’之规定；第五条追烈申请，不予受理。”他转身，目光扫过全场：“但组织上，可以做第六件事——成立专项工作组，由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信访局联合入驻灌中乡，用三个月时间，把这三年积压的所有信访件重新梳理、逐一回访、公开答复。每一起，都要录视频、签回执、上公示栏。所有责任人，该处分的处分，该移送的移送，绝不姑息。”她怔住，手指无意识绞着衣角，指节泛白。“您丈夫错了，错得离谱。”王晨声音忽然低了下去，近乎叹息，“可错的人已经死了，活的人还得往前走。您今天来，不是来替他讨功的，是来替那些被他压着不敢说话的老百姓，讨个公道的起点。”窗外突然响起一阵急促脚步声。门被推开，一名年轻辅警满头是汗：“王主任，徐市长，刚接到通报……东岭村又有三户村民，抬着横幅往乡政府来了。横幅上写着——‘还我征地款，血债血偿’。”死寂。肖江辉猛地攥紧拳头，指节咯咯作响。余市长额头沁出细密汗珠，悄悄摸向手机——想给县公安局长打电话，却又怕动作太明显，生生僵在半空。徐市长却笑了，不是冷笑，是带着血腥味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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