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了。
工厂不再生产坦克和轰炸机，转而制造冰箱、汽车和电视机。
从欧洲和太平洋归来的士兵们，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提供的学费涌向大学，或者用低息贷款在郊区买下带草坪的小房子。
超市货架上突然堆满了战时罕见的尼龙袜、牛肉罐头、速溶咖啡。
收音机里，甜腻的情歌被节奏越来越快的“节奏蓝调”取代，那种音乐里有种压抑已久的躁动，像地壳下的岩浆寻找裂缝。
阿拉巴马州绿弓县南城，黑人区和白人区的模糊交界处，有一栋两层的老木屋。
房子漆成过时的灰绿色，像一棵营养不良的橡树。
这就是阿甘和母亲露西·福雷斯住的地方。
露西是个瘦削的女人，四十出头，头发已经开始花白。
丈夫？她不愿意多谈。人们只知道那个男人在战争结束前就离开了，也许去了西海岸，也许去了别的地方，留下这栋房子和一点微薄的积蓄。
露西需要钱，因为阿甘的腿撑每两年要更换一次，因为屋顶在去年的暴风雨中漏了水，因为物价在战后疯涨。
“我们把二楼租出去。”一天晚饭时，露西对阿甘说。
阿甘正专心地用叉子把豌豆一粒粒排成直线。他抬起头，眼神茫然：“租给谁？”
“租给需要住的人。”露西切开盘里廉价的午餐肉，“现在很多人来这里找工作，房子紧俏。我们把价格定低一点，总能租出去。”
阿甘点点头，继续排他的豌豆。他不理解“经济繁荣”或“住房紧张”这些词，但他知道妈妈最近总在夜里叹气，知道冰箱里的牛奶从每天都有变成了隔天才有。
广告贴出去三天，第一个租客上门了。
是个黑人，背着巨大的黑色箱子。
露西开门时，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一种浸透骨髓的规矩：白人和黑人，不该住在一个屋檐下。
“下午好，女士。”黑人摘下帽子，露出温和的笑容。他大概三十岁，皮肤是深咖啡色，眼睛很亮。“我叫罗伊·华盛顿。我看到您贴的招租广告。”
露西犹豫了。她快速打量罗伊：衣服旧但干净，鞋子擦得很亮，说话有礼貌。
最重要的是，他给的租金正好是她需要的数目。
“我……我得先说明，”露西低声说，“我儿子阿甘，他有点……特别。他腿脚不便，有时候会发出响声。如果您怕打扰……”
“我不怕打扰，女士。”罗伊微笑，“事实上，我是个乐手。我发出的声音，可能比您儿子大得多。”
就这样，罗伊·华盛顿住进了二楼朝北的房间。房间很小，只放得下一张床、一个衣柜，还有他那硕大的萨克斯盒——打开时，黄铜管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暗淡的光，像某种史前生物的骨骼。
阿甘第一次见到罗伊时，正坐在门廊的摇椅上。
他的腿撑——由皮革绑带和金属支架组成的复杂装置——在午后阳光下泛着冷光。
“嘿，孩子。”罗伊蹲下来，视线与阿甘平行，“我叫罗伊。”
阿甘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说：“你的盒子很大。”
罗伊笑了：“里面是我的萨克斯。它会唱歌。”
“像鸟儿那样？”
“比鸟儿响多了。”罗伊从口袋里掏出两颗水果糖，递给阿甘一颗，“尝尝。这是我在俱乐部演出时，老板给的。”
阿甘剥开糖纸，把糖放进嘴里。甜味在舌尖化开，他咧嘴笑了。
露西在厨房窗口看着这一幕，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至少，这个黑人租客不凶恶。
但她不知道，罗伊搬进来的，不只是一个行李箱和一个萨克斯盒。
他搬进来的，是一种全新的节奏。
罗伊在“蓝调天堂”俱乐部演出。那是个只对黑人开放的地下场所，藏在铁轨桥洞后面，招牌小到几乎看不见。
每晚九点到凌晨两点，那里挤满了黑人工人、侍者、清洁工——他们在白天弯腰劳作，在夜晚挺直脊梁，随着音乐摇摆。
罗伊的萨克斯声，是那种让你无法静坐的声音。
它不是优雅的爵士乐，不是甜美的摇摆乐。它是从密西西比棉花田里长出来的，从芝加哥钢铁厂烟囱里冒出来的，从哈莱姆拥挤公寓的裂缝里渗出来的声音。
粗糙、炽热、带着汗味和渴望。
这种声音，每晚穿过老木屋薄薄的地板，渗进阿甘的房间。
第一晚，阿甘被吵醒了。
他坐起来，在黑暗中倾听。那声音不像他听过的任何音乐——收音机里的音乐总是规整的，像士兵列队。而这声音是……乱糟糟的。
不，不是乱糟糟，是“太多东西同时发生”。
萨克斯在嘶吼，鼓在猛敲，有人在喊叫，还有好多好多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