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风推进甚力，成效斐然。”杜谦道，“然臣观之，中枢权柄日重，尤以枢密院、锦衣卫为甚，各地军镇、刺史，渐有唯命是从、不敢专断之态。此固有利于政令统一，然长此以往，恐地方失却临机应变之能，且中枢负荷过重，一旦决策有误，则祸及全局。”

    黄巢站在窗前，望着宫苑内初绽的杏花，缓缓道：“杜卿所虑，乃长治久安之思。然非常之时，当用非常之策。如今内政未靖，外患未除，旧势力盘根错节，非强力集权，不足以破局，不足以推行新政，不足以整合力量以御沙陀。此乃刮骨疗毒，不得不为。”

    他转过身，目光深邃：“至于地方之权，非尽夺之，乃规范之、监督之。待新政根基稳固，军队国家化完成，吏治清明，法令畅通，届时自可逐步调整，明确中央与地方之权责，收放有度。然此时，集权之势，不可缓，更不可逆。”

    杜谦默然，知道皇帝决心已定。他也明白，在帝国重建的初期，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确实是必要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只是，他心中那份对于权力过度集中可能带来的僵化与风险的隐忧，始终未能完全消散。

    开平四年的春天，就在这中枢紧锣密鼓的推进、旧势力暗中的不满与蛰伏、以及皇帝坚定不移的意志中，悄然流逝。枢密院的文书马车奔驰在通往四方的官道上，南郊大营的操练声依旧嘹亮，军校讲堂内的辩论日夜不休。帝国的军事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方式，向着中央汇聚、重塑。一张以长安为核心、以制度为经纬、旨在牢牢掌控暴力权柄的大网，正在缓缓收紧，试图将整个王朝的军事命运，牢牢掌握在未央宫的那张御案之上。

    “中央集权”，这个贯穿了整部帝国政治史的核心命题，在黄巢的手中，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系统性的、技术化的方式被强力推行。它的成效初步显现，它的代价正在付出，它的未来，仍隐藏在历史的迷雾与人心叵测的激流之中。但毋庸置疑的是，大齐的军事肌体，乃至整个帝国的权力结构，都已经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