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风案头的文牍并未因季节更替而有丝毫减少，反而愈发浩繁。征兵制的试点在关中初步推行后，来自河东、江淮第二批试点州县的报告、问题、请求纷至沓来；北疆赵石关于沙陀最新动向及请求加强“新军火器”支援的密奏需要紧急处理；内地几个尚未完全理顺的军镇又闹出了新的饷银纠纷或军纪事件；而军校第二期学员的招募与课程调整，也需他最终拍板。他感觉自己仿佛同时在下着好几盘棋，每一盘都关乎重大，且棋子本身还在不断变化、生出新的枝节。
然而，在这种日复一日的繁剧与压力中，一种清晰的结构性变化，正透过无数琐碎事务的表象，逐渐显现出其强有力的轮廓——那便是以枢密院为核心驱动，通过征兵制、军校体系、后勤统管、军法监察、以及新兴技术（火器）的有限垄断，对帝国军事力量进行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这个过程并非简单的收权，而是一场精密的、系统性的权力重组与功能再造。
这一日，林风召集兵役司、训练司、后勤司、军法司主事，以及周禹（已正式升任兵役司副主事）和刚从北疆轮换回京、调入作战司任职的另一名第一期军校优秀毕业生，召开闭门会议。议题是汇总征兵制试点经验，并制定《开平四年全面推行征兵制及新军整编规划草案》。
周禹率先汇报了长安大营及关中试点的详细情况，数据详实：“……首批两千新兵，除三十七人因伤病或严重不适淘汰，余者均已完成基础训练。经考核，八成以上达到‘合格’，其中两成可评‘优良’。已按计划，八百人补入北疆赵元帅麾下边军（打散编入各营），六百人编入京营新设‘昭武营’，剩余六百人（含全部两百火器种子）调入‘新军实验部队’扩编。关中民间，初时虽有疑虑，然因选拔相对公正、军饷按时发放、且明确退役优待，怨言已渐平息，甚至不少贫户视为出路。河东、江淮初期回报，情形类似，然地方豪强规避兵役、胥吏索贿之事，仍时有发生，需加强监察。”
训练司主事补充：“新兵训练大纲已根据首批经验修订完毕，强化小队战术协同及基础野战生存训练。然教官缺口仍大，尤其通晓新操典、懂忠义教化者。建议从军校二期学员中提前选拔优秀者，兼任见习教官。”
后勤司主事则面露难色：“大人，征兵制全面推开，即便分步实施，今明两年预计新增常训兵员四至五万，所需粮饷、被服、营帐、常规军械，开支巨大。更遑论北疆额外需求及‘新军’火器之研制、生产，耗费更巨。户部那边，已多次抱怨……”
军法司主事提出：“新兵补入旧军，摩擦难免。北疆反馈，新兵纪律性佳，但实战经验匮乏，偶有被老兵轻视或欺凌之事。京营‘昭武营’与旧营房相邻，亦小有龃龉。需明确军法条例，对新旧一视同仁，严惩挑事者，并加强军中融和教化。”
林风默默听完所有汇报，手指在摊开的帝国舆图上缓缓移动，最终停留在北疆、中原腹地及几条主要的漕运干道上。“诸君所言，皆是要害。然则，此非单纯增兵耗饷之事。”他声音沉稳，带着久居中枢的洞察，“此乃借征兵制之推行，行‘中央集权’之实。”
他条分缕析：
一、兵源之权收归中枢。 征兵制由枢密院兵役司制定标准、监督执行，地方州县仅为执行单元。兵员从何而来、如何选拔、如何训练、最终分配何处，决定权尽在中央。这意味着，从此以后，任何将领、任何地方势力，都无法再私自招募、蓄养兵力，其军队的“输血”命脉，被朝廷牢牢扼住。
二、训练与教化之权收归中枢。 新兵不再由各军自行招募训练，而是集中至朝廷设立的训练大营，接受统一、标准的军事技能灌输和至关重要的“忠君爱国”思想教化。他们首先认同的是“大齐军人”身份和朝廷，而非某个将领或地方。此乃从思想根源上杜绝私兵化。
三、军官养成之权收归中枢。 军校体系日益完善，成为军官的主要来源。这些“天子门生”的分配、升迁，由枢密院会同吏部掌控。他们被有计划地注入新旧各军，担任中下层职务，如同无数细密的根须，将朝廷的意志与制度带入军队肌体深处，逐步改变其生态。
四、后勤补给之权收归中枢。 后勤司统管各军主要粮饷、被服、常规军械的拨付，并建立越来越细致的核查审计制度。北疆行营后勤司直接对枢密院负责，内地各军镇也逐步纳入统一供给体系。军队的“粮袋子”和“钱袋子”被收紧，任何脱离中枢的军事行动都将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