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有些概念很是新鲜，熊胜兰也得反复想。
而她给邓名的回应，不仅是听懂，还提出了许多基于当下情况的切实建议。
“军门说的准备金制度，确是关键。”
“但眼下人心未稳，比例或需提高，且应明文规定，公示于众，以固信任。”
“小额存款积少成多，想法很好。但需设计简便手续，严防柜员舞弊。”
“异地汇兑利大，但信差押运风险也高，能否与军中驿传部分结合，既保安全，又省成本？”
她的建议往往切实有用，连接了邓名的理念与明末的现实。
邓名常点头认可，甚至邓名曾内心暗道：
“这熊胜兰若生在后世，必是此道商业高手。”
正是这些深入的商讨和相互补充。
让邓名最终放心将银行的筹划与初期运作，交给她全权负责。
银行的章程她参与了起草，其中许多条款在当时看来颇为新奇：
公开存取利率、接受小额存款、提供有抵押的借贷。
甚至尝试发行可在幕府控制区内流通的“银票”。
起初，商人们大多观望。
将白花花的银子存进一个前所未见的“银行”，而非自己熟悉的钱庄或地窖，这需要勇气。
幕府虽然信誉尚可，但乱世之中，谁不怕血本无归？
为此，邓名在刚拿下武昌之后。
在幕府创立之初的时候，立刻做了两件事。
第一，他让幕府将一部分缴获的现银和贵重物资。
直接存入银行作为本金和担保，并公示数目。
第二，他带头将自己名下的一部分财物存入。
其四大义子，包括熊胜兰、周培公等高级将领和官吏也陆续跟进。
这既是表态，也是一种实际的资金注入。
一个月过去，简报上的数字显示，民间存款正在缓慢但稳定地增长。
小额储户居多，大多是城内手工业者、小商贩，看中了那点“利息”。
也有几家胆大的商行，试探性地存入了不小数目。
他们看中的或许是将来更为便捷的异地汇兑，或是未来可能获得的贷款支持。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简报的后半部分提到，近日有几笔较大的存款在同一日内被集中提取。
虽然未造成挤兑，但引起了银行管事的注意。
经暗查，似乎与城内两家旧式钱庄有关。
那两家钱庄生意受到冲击，主人颇为不满。
熊胜兰用朱笔在旁批注：
“留意动向，查清背后有无串联。必要时，可约谈钱庄主事，陈明利害。”
“银行关乎大局，不容有失。”
...
批完，她将简报放到一旁，又拿起下一份：
工曹关于新建工坊的禀报。
武昌原本就有一定的工匠基础。
邓名控制此地后，并没有简单地将所有工匠收编为官营，而是采取了分层管理的办法。
直接关系到军队命脉的领域。
比如燧发枪的制造、火炮的铸造、火药的配制、重要铠甲的打造。
直接由幕府直属的“军工坊”严格掌控。
这些工坊位置隐蔽，工匠待遇优厚但管理森严，配方与工艺流程分段保密。
与此同时，大量配套的、非核心的工序被剥离出来，向民间开放。
比如枪托的木材加工、火绳的编织、普通刀剑的锻造、军服鞋帽的缝制、鞍具的制作。
乃至运输用的车辆打造等等。
幕府行辕制定标准，公开招标，任何符合条件的民间作坊都可以承接订单。
按质按量交货即可获得报酬。
这办法有几个好处。
其一，将幕府行辕从繁琐的生产管理中部分解脱出来，专注于核心技术和质量监督。
其二，引入了竞争。
同一类配件往往有两家以上的作坊同时承接，质量好、交货快、价格公道的。
下次就能获得更多订单。
这比全靠官营作坊的效率要高得多。
其三，也是邓名特别强调的：
让利于民，活跃经济。
作坊主赚了钱，会雇佣更多工匠，工匠有了收入，就能养活家人，在市场上消费。
钱流动起来，市场才会繁荣，税基才能扩大。
过去三个多月以来。
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内及周边，新挂牌的各类作坊已有十七家，扩建的更有二十余家。
工曹禀报中提到，西城外的“周氏木作”原本只是个做家具的小铺子。
接了几批枪托订单后，不仅雇工翻了一番，还从江西请来了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