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半倚在病榻上，身上盖着厚厚的狐裘被。几个月前皇姑屯那场惊天动地的爆炸，几乎将他这副老骨头拆散架，如今虽然捡回一条命，但面色依旧苍白如纸，嘴唇泛着没有血色的灰白。唯独那双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亮得骇人，像两簇在寒夜里不肯熄灭的鬼火。
自七月苏醒以来，他便将大部分事务交给了儿子张学良处理，自己则以养病为名，深居简出。整个奉天城，甚至整个东北的官场，都弥漫着一种微妙的气氛。有人猜测老帅时日无多，权力交接在即；有人则蠢蠢欲动，开始为自己的前程另寻门路。张作霖就像一头假寐的老虎，收敛了所有爪牙，静静地观察着自己领地里那些按捺不住的豺狗。
而半个月前，从天津传回的那份《津门密约》，像一针最强劲的吗啡，狠狠扎进了他的心脏。西南那个年轻人林景云和蒋百里，为东北勾画出的那三条路——借鸡生蛋的“钱眼”，互通有无的“慧眼”，绝处逢生的“生路”——让他彻夜难眠。这不仅是谋略，更是格局。这份格局，让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过去那些争地盘、抢码头的江湖手段，在国运大势面前，是何等的小家子气。
更重要的是，这份密约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自己内部的污秽与腐朽。不把这些伸向日本人的触手斩断，不把那些吃里扒外的家贼清出去，西南送来的任何灵丹妙药，最终都会被这些蛀虫啃食殆尽，变成喂饱敌人的毒药。那条所谓的生路，也会变成引狼入室的死路。
“都查实了？”
张作霖的声音嘶哑干涩，像是两块砂纸在摩擦。他枯瘦的手指在榻沿的黄缎子上无意识地敲击着，发出“笃、笃、笃”的轻响，每一个声响都像是敲在人心上。
黄显声一身笔挺的黑色中山装，如同钉子一般肃立在床前。他是张作霖一手提拔起来的沈阳警察厅长，也是新组建的情报系统“夜枭”的实际掌控者。这只“夜枭”，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无声无息地张开了翅膀，将它的影子投射到东北军政两界的每一个阴暗角落。
他从怀中取出一叠用薄纸打印的密报，弯腰，双手轻轻地将其放在狐裘被上，动作轻柔得如同在安放一件易碎的瓷器。
“大帅，都查实了。”黄显声的声音压得极低，却字字清晰，“杨宇霆，就在三天前，化装去了满铁附属地的一家日本料亭，密会关东军参谋本部的高级参谋松井七夫。他向日本人承诺，只要关东军方面能支持他主政东北，他愿意将奉天兵工厂三成以上的产能，专门用来生产供应给日军的军火。”
张作霖的眼皮猛地一跳，敲击的指尖停住了。
黄显声没有停顿，继续说道：“常荫槐，则绕开了官银号，与日本正金银行的奉天支行长达成了秘密协议。他准备以吉会铁路尚未完成路段的修筑权和未来五十年的运营权作为抵押，换取正金银行一笔数额巨大的‘私人贷款’。这笔钱，名义上是用来缓解交通系的财政困难，但根据我们的调查，其中大部分会流入他个人和几个亲信在天津开设的银行户头。”
他翻开第二页纸：“还有，熙洽……他多次与关东军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接触，虽然言辞隐晦，但核心意思离不开‘满洲自主’、‘日满亲善’……”
“够了！”
张作霖猛地一挥手，动作幅度一大，引发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烈咳嗽。他咳得整个身子都弓了起来，像一只煮熟的虾。旁边的副官连忙上前为他捶背顺气。好半天，他才缓过来，那张蜡黄的脸上泛起两团病态的红晕，像是回光返照。
“咳……咳咳……”他喘着粗气，眼睛死死盯着天花板上繁复的雕花，“一帮吃老子的饭，砸老子的锅的王八羔子！老子还没死呢，就惦记着把这家当拆了卖给外人！”
他胸膛剧烈起伏，声音里充满了被背叛的暴怒与寒心。
“是时候了……”他喃喃自语，像是在对黄显声说，又像是在对自己说，“是时候把家里的耗子，好好清一清了！”
1928年12月5日，奉天，晴，但阳光没有一丝温度。
大帅府的日常会议照常举行。张作霖破天荒地在会议的后半段露了面，虽然只是坐在轮椅上，由张学良推着，但他的出现本身，就足以让所有与会的军政大员心头一凛。他没有多说话，只是听着各项事务的汇报，偶尔点头或摇头。
会议结束后，众人陆续散去，张作霖却叫住了正要离开的杨宇霆和常荫槐。
“邻葛，瀚勃，你们俩留一下。”
张作霖的语气出奇地温和，甚至带着几分病中的虚弱和倚重。杨宇霆与常荫槐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杨宇霆，人称“小诸葛”，自诩东北第一智囊，一直觉得张作霖这个草莽出身的大帅离不开他的谋划。常荫槐则是交通系的首脑，手握东北的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