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伴随着新航路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的相继涌现，再到改写世界格局的两次工业革命，以及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的重大历史事件，人类社会在新兴生产力与制度变革的双重激荡下加速转型。从中国晚清的器物革新、辛亥革命的制度探索，到五四运动的思想觉醒、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自力更生、改革开放的拥抱世界，直至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欧洲各国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跨越，到全球范围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与实践，在这一系列反抗侵略、争取独立、维护和平、迈向现代化的壮阔进程中，在崇文知礼领域，传统礼仪体系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与重构，却始终坚守文明内核，在适应时代变革中焕发新的生命力，呈现出“破立并举、多元融合、价值重塑”的鲜明特征。
而在这段跌宕起伏且充满机遇挑战的历史时期，面对国破家亡、外敌入侵、内部战乱且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与历史阶段，再到后来国家民族完全独立涅盘重生，之后独立自主追求发展，来自一步步朝着国家繁荣富强的伟大目标奋进前行的旅途中，崇文知礼的道德思想观念，也在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以及外来文化涌入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冲击，但是凭借着其强大的包容力和适应性，它不仅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拓展交流融合范围，同时也在时代发展和环境变化中不断进一步更新完善丰富自身，最后在一次又一次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中形成愈发成熟灵活的范式。
在西方世界，文艺复兴重拾古希腊古罗马的理性礼仪传统，薄伽丘《十日谈》批判教会禁欲主义，倡导“人性解放”的礼仪新观念；启蒙运动以“自由、平等、博爱”重构礼仪内核，伏尔泰《哲学通信》、卢梭《社会契约论》抨击封建等级礼仪，主张人人享有平等的人格尊严与交往权利，为现代社交礼仪奠定思想基础。工业革命催生的市民社会，让礼仪从贵族专属走向全民共享，《西方礼仪指南》等典籍应运而生，规范了职场交往、公共生活的行为准则，如“尊重他人隐私”“公共场合保持安静”等，成为工业化社会的基本礼仪共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让人类更深刻地认识到“和平、包容”的礼仪价值，联合国宪章中“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互利”的原则，将礼仪从人际层面拓展至国际交往，形成了现代外交礼仪的核心框架。
在中国，晚清以来的社会变革推动礼仪体系从“封建等级”向“现代文明”转型。洋务运动时期，曾国藩、李鸿章等倡导“中体西用”，在保留儒家“孝悌忠信”核心的同时，引入西方外交、军事礼仪；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孙中山颁布《礼制案》，废除跪拜礼、确立鞠躬礼与握手礼，倡导“平等相待”的现代礼仪，《建国方略》中对“国民道德”的阐述，将礼仪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紧密结合。五四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批判封建礼教的僵化部分，却坚守“尊师重道、诚信友善”的文明内核；抗日战争时期，“爱国守节、团结互助”成为时代核心礼仪，无数仁人志士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诠释了礼仪的精神高度。新中国成立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传承传统美德，融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理念；改革开放后，中西礼仪深度交融，商务礼仪、国际交往礼仪日趋规范，而春节团圆、清明祭祖等传统礼仪依然是维系民族认同的重要纽带，形成了“传统与现代共生、本土与国际兼容”的礼仪风貌。
在全球范围内，现代化进程让崇文知礼突破地域与文明界限，形成跨文化的共同价值追求。亚非拉国家在民族独立运动中，既摒弃殖民时期的不平等礼仪，又传承本土礼仪精华，如印度以甘地倡导的“非暴力、谦逊”为礼仪核心，将传统“合十礼”与现代外交礼仪结合；非洲各国在独立后，恢复部落长老主导的“团结互助”礼仪，同时吸纳国际社会的平等交往准则。现代科技与全球化则让礼仪传播更趋便捷，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礼仪”“线上沟通规范”应运而生，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让不同文明的礼仪传统得以延续。从国际会议中的平等对话礼仪，到全球抗疫中的互助协作精神，崇文知礼已成为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纽带，其核心内涵也从“等级秩序”“宗教伦理”逐步转向“平等尊重、诚信友善、责任担当”的现代文明价值。
展望未来，在全球化纵深发展与科技革命加速演进的双重驱动下，崇文知礼将突破传统边界，在文明互鉴与时代革新中构建更具包容性、适应性与精神内核的现代体系。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技术的普及，将催生“数字礼仪”“虚拟社交规范”等全新形态——线上沟通的尊重边界、算法应用的伦理底线、跨次元交往的行为准则，将成为崇文知礼的新课题，而《数字文明礼仪公约》等规范的构建，将为技术时代的人际和谐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