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行政区划进入主动革新与系统重构阶段：初期推行“大行政区—省—县”三级制，整合区域资源，稳定全国秩序；1954年废除大行政区，确立“省—县—乡”三级核心框架，同时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构建起“民族区域自治”与普通行政区划并行的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明确了行政区划的基本原则与层级设置；改革开放后，为适配市场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增设“地级市”，形成“省—地级市—县—乡”四级体系，同时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国家级新区等功能性区划单元，《国务院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 规范了区划调整的程序，推动行政区划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进入新时代，通过“撤县设区”“省管县试点”等改革，优化行政区划层级，强化区域协调发展，《“十四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 提出依托行政区划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使地理区划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相关典籍与政策文件，如《中华民国行政区划沿革史》《新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图集》等，完整记录了中国近现代区划转型的壮阔历程。
全球化与功能性区划的新兴发展
两次工业革命推动交通、通讯技术飞速发展，全球化进程加速，传统以主权国家为边界的区划体系被突破，功能性区划（基于经济、生态、安全等特定目标的区域划分）应运而生。工业革命时期，欧洲各国围绕煤炭、钢铁等工业资源，形成“工业区域”区划，如德国鲁尔区、英国中部工业区，这些区域跨越传统行政边界，以工业生产协作为核心形成功能性共同体，《鲁尔区发展规划》 （20世纪初）明确了该区域的产业分工与空间布局，成为功能性区划的早期实践；二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兴起，欧洲共同体（后发展为欧盟）成立，打破成员国行政边界，形成关税同盟、统一市场等跨国家区划形态，《罗马条约》 确立了欧盟的区域合作框架，其“成员国—区域委员会—地方政府”的多层级治理体系，开创了跨国区划合作的新模式；
在全球层面，联合国及各类国际组织推动形成了基于生态保护、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功能性区划，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世界卫生组织的“疫情防控区域”，这些区划跨越国家主权边界，以全球公共利益为核心，形成“主权国家区划与全球功能性区划并存”的格局；此外，现代城市的快速发展催生了“都市圈”“城市群”等新型区划形态，如中国的长三角城市群、美国的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日本的东京都市圈，这些区域以核心城市为枢纽，整合周边城市与乡村的资源，形成跨行政边界的经济社会共同体，《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 明确了该区域的空间布局与协调机制，体现了功能性区划对城市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撑作用。
从传统王朝的疆域划分到现代国家的行政区划，从主权国家的内部治理到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合作，地理区划始终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制度变革、文明演进深度绑定。在近现代的壮阔转型中，区划体系完成了从“统治工具”到“治理载体”、从“地域隔离”到“资源整合”、从“国家内部”到“全球关联”的三重跨越，既保障了主权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又适配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多元需求。相关的法律文件、政策规划、学术着作，不仅记录了这一变革历程，更印证了地理区划作为人类空间治理智慧的核心载体，始终在适应时代、回应挑战中不断演进，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着坚实的空间支撑。
展望未来，在科技革命、全球化深化与可持续发展驱动下，地理区划将突破传统桎梏，以“数字化赋能、功能性聚合、全球化协同”为核心趋势，在平衡发展与公平、维系生态安全与文明多样性中发挥关键作用。
数字化技术将推动“智慧区划”成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让区划边界、层级与资源配置实现精准动态调整，破解传统刚性难题；数字孪生城市、智慧城市群打破行政壁垒，构建跨区域协同治理平台，同时赋能精细化治理，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功能性区划将打破传统边界，形成多维度协同网络：经济领域催生跨国家产业合作区、数字贸易试验区，优化全球资源配置；生态领域涌现跨境生态保护区与治理协作区，构建三级生态治理体系；社会领域发展文化认同与民生服务型区划，贴合人类美好生活需求。
全球化与本土化深度交融，形成“多元一体”格局：跨国合作与全球功能性区划持续发展，构建多层级治理体系；各国将优化行政区划，强化本土治理效能，平衡国家主权、区域发展与文明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