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以《墨子》为代表，秉持实用主义的养生观，反对贵族阶层为追求长生而挥霍无度。墨子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的主张，认为过度的奢靡享乐会损害身体，缩短寿命，在《墨子·节用上》中明确指出“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强调生活需节俭有度，饮食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为限，这种朴素的养生思想，契合了底层民众的生存需求。
与此同时，医家的崛起让寿命论的探索朝着更为科学的方向发展。《黄帝内经》的雏形便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其《素问》《灵枢》两篇虽成书于后世，却汇聚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医学智慧，系统阐述了“天人合一”的养生理念，提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将寿命与阴阳调和、饮食起居、劳逸适度等因素紧密相连，为传统医学的养生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山海经》中记载的“不死树”“不死药”虽带有神话色彩，却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动植物长寿奥秘的探索，如书中提及的“沙棠，可以御水，食之使人不溺”“櫰木，食之多力”，便是对植物药用价值与养生功效的早期记录。
在这个思想激荡的时代，上至诸侯公卿，下至布衣百姓，都对长寿有着各自的追求与理解。贵族阶层或求仙问道，或研习导引；民间百姓则从农耕渔猎的实践中总结经验，顺应时节劳作作息。诸子百家的理论相互碰撞、交融，不仅丰富了寿命论的内涵，更让养生智慧从宫廷走向民间，成为贯穿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基因。
秦两汉时期，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与巩固，让寿命论的探索彻底摆脱了春秋战国的思辨色彩，朝着官方化、术法化、实践化的方向纵深发展，帝王对长生的极致追求，更是将这一领域的探索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秦扫六合，一统天下后，始皇帝嬴政对长生的渴求，几乎成为王朝初期的核心议题之一。他笃信海上有仙山、山中有仙人，遂遣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东渡瀛洲，求取不死仙药，这一事件被详尽记载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之中。为了迎合帝王的长生之志，方士之术在秦朝大行其道，他们炼制丹药、推演星象，试图通过方术之力延长寿命，虽多为虚妄之谈，却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古代化学、天文学与医学的早期融合。与此同时，秦朝继承周代医官制度，在宫廷设“太医令”一职，统管全国医药事务，将民间散落的养生经验与医理知识收拢整合，为汉代医学的勃兴埋下伏笔。
及至汉代，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寿命论的发展迎来了黄金时期，其标志便是《黄帝内经》的成书与官方养生体系的完善。这部被誉为“中医之祖”的典籍，在春秋战国医学智慧的基础上，构建起一套完整的长寿理论体系。《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明确提出“女子七岁，肾气盛……七七任脉虚”“丈夫八岁，肾气实……八八天癸竭”的生长衰老规律，从生理机制层面揭示了寿命的本源；而“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养生准则，则将精神调养与身体养护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黄帝内经》的问世，让长寿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天命，而是可以通过顺应自然、调和身心来实现的目标，其理论深刻影响了后世两千余年的养生文化。
汉代帝王对长生的追求较之秦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汉武帝刘彻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广征方士，修建承露盘，以求“承甘露，和玉屑，饮之可以延年”，相关事迹见于《史记·封禅书》与《汉书·郊祀志》。为了将养生理念与国家礼制相结合，汉代还将“养老”纳入治国方略。汉文帝时期颁布“养老令”，规定“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将尊老敬老与延长百姓寿命的举措制度化；而《礼记·王制》中“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的养老制度，更是从社会层面保障了长者的生活质量，将“寿”与“治”紧密相连，视作国家安定的重要标志。
在民间，养生智慧则进一步与日常生活深度融合。东汉名医张仲景所着**《伤寒杂病论》，不仅是治疗外感病与杂病的医方宝典，更蕴含着丰富的长寿思想，其“治未病”的理念，强调通过调理脾胃、调和气血来预防疾病，从源头守护生命长度。华佗创编的“五禽戏”，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通过导引行气来强身健体，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系统性健身功法，《后汉书·华佗传》记载其功效“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至今仍被奉为养生经典。此外，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药物学专着，收录了365种药物，其中明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