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大陆的寿命认知，深深植根于部落文化与口传传统，呈现出敬畏自然、尊崇长者的鲜明特点。在非洲的诸多部落中，长者被视作部落的“活历史”与“智慧源泉”，他们的寿命长短被认为是部落生命力的象征，一个部落中长寿老者的数量越多，便意味着这个部落越受神灵的眷顾。
非洲人相信，自然万物皆有灵性，山川、河流、动植物都是神灵的化身，人类的寿命与自然神灵的态度息息相关。因此，部落中会有专门的萨满或祭司，通过祭祀、占卜等方式与自然神灵沟通，祈求神灵庇佑族人健康长寿。在医学实践中，非洲医者（通常由长者担任）擅长利用本土的草药、动物器官来治疗疾病，他们从猴面包树的果实中提取营养，从芦荟中提取汁液治疗外伤，这些基于长期生活实践的智慧，保障了部落民众的基本健康。
在非洲的部落文化中，寿命的价值体现在个体对部落的责任与奉献上。一个人从出生起，便被赋予了守护部落、传承文化的使命，而长寿的老者，则需要承担起教导年轻人、调解部落矛盾、主持祭祀仪式的责任。这种将个体寿命与部落命运紧密绑定的认知，让非洲人对生命充满敬畏，也让长寿成为一种荣耀与责任。
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同样在对应领域，留下了独特印记。
日本列岛的寿命认知与实践，始终与对中国文化的吸纳融合、本土神道教的自然崇拜深度交织。早在飞鸟时代，随着汉籍医书与儒家思想传入，日本便将“寿”与“德”“孝”的伦理观念绑定，《大宝律令》中更是效仿唐制设立“典药寮”，专司宫廷医药与养生，将《黄帝内经》《备急千金要方》等典籍奉为圭臬。平安时代的《医心方》，便是日本医者丹波康赖对隋唐医学的系统整理，书中收录的“食养”“导引”之法，成为贵族阶层延年益寿的指南。与此同时，神道教“万物有灵”的信仰，让日本的寿命观更添一份对自然的敬畏——人们相信，顺应四季流转、与山川草木和谐共生，方能获得长久的生命。镰仓时代以降，禅宗传入日本，“清心寡欲”的修行理念与本土的“侘寂”美学相融，武士阶层将“节制”视作养生的核心，主张通过坐禅、剑道、茶道调和身心，认为精神的澄澈远比肉体的奢靡更能延年。江户时代的《养生训》《寿养训》等通俗读物，则将养生智慧推向民间，“晨起漱口、食后散步、睡前泡脚”等简单易行的方法，成为寻常百姓守护生命的日常实践。
朝鲜半岛的寿命论探索，走的是一条“儒医融合、礼制先行”的道路。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期，朝鲜半岛便积极引入中国的医学典籍与养生理念，新罗王朝更是遣使入唐学习医术，将“食医”“疾医”的制度移植本土。统一新罗时代，《乡药救急方》的编撰，标志着朝鲜半岛开始形成本土化的医药体系，书中既收录了中原的草药方剂，也融入了半岛特有的药材，如高丽参，其“大补元气、延年益寿”的功效被反复验证，成为朝鲜半岛养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高丽王朝时期，儒学成为官方哲学，“仁者寿”的理念深入人心，朝廷将“孝养老人”纳入礼制，规定对八十岁以上的老者赐予米布，对百岁老人更是旌表门闾，将个体长寿与家族荣誉、社会稳定紧密相连。李朝时代，《东医宝鉴》的问世，堪称朝鲜医学的集大成之作，作者许浚融合中朝两国的医学智慧，提出“四象医学”理论，将人的体质分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种，主张“辨象施养”，为不同体质的人量身定制养生方案，这一理论不仅深刻影响了朝鲜半岛的寿命认知，更成为东亚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欧与俄罗斯地区的寿命观，则在拜占庭文化、斯拉夫传统与宗教信仰的碰撞中逐步成型。拜占庭帝国作为东罗马帝国的延续，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医学遗产，盖伦的体液学说与希波克拉底的养生理念，通过拜占庭的医者传入东欧，成为贵族阶层调理身体的理论基础。东正教的传入，为这一地区的寿命认知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与西欧基督教类似，东正教认为人的寿命由上帝掌控，尘世的生命是通往天国的试炼，唯有虔诚祈祷、恪守教义，方能获得灵魂的永生，而肉体的长寿，则被视作上帝对信徒德行的奖赏。在斯拉夫民族的原始信仰中，自然崇拜的痕迹依然清晰，人们相信森林中的古树、溪流中的泉水皆有灵性，饮用泉水、佩戴草药护身符，便能抵御疾病、延长寿命。基辅罗斯时期，王公贵族效仿拜占庭设立宫廷医官，将草药疗法与宗教祈福相结合；俄罗斯统一后，传统的“民间医者”依然活跃在乡村，他们凭借世代相传的草药知识，治疗疫病、调理身体，而“桑拿浴”这一独特的养生方式，更是融入了斯拉夫人的日常生活——人们相信，高温蒸汽能净化身体、驱散邪气，促进气血循环，是延年益寿的良方。
至于东南亚地区，其对年龄寿命论及价值论的认知与实践，完全根植于热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