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同时期的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和非洲地区，对于大自然动植物及人类年龄寿命论及价值论领域的认知理解与实践，也循着各自文明的脉络生根发芽，呈现出多元共生、独具地域特色的鲜明风貌，与欧亚大陆西端的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欧洲，以及东方的华夏文明交相辉映，共同编织出人类探索生命长度与价值的智慧图景。
古印度的寿命认知，始终与宗教哲学、种姓制度和修行文化深度缠绕。婆罗门教（后发展为印度教）的经典《吠陀经》与《奥义书》中，将寿命视作“业报”的具象体现——今生的寿数长短、生命质量，皆由前世的行为善恶决定，而通过虔诚祭祀、恪守种姓职责、修行禁欲，便能积累善业，为来世换取更长的寿命与更高的福报。佛教诞生后，又对这种观念做出革新，提出“生死轮回”的思想，认为肉体的寿命不过是虚幻的表象，唯有破除执念、证得涅盘，才能摆脱轮回之苦，实现灵魂的永恒，这种超越肉体寿命的价值追求，深刻影响了古印度人的生命观。
在实践层面，古印度的医者们则从自然中汲取智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阿育吠陀医学。阿育吠陀意为“生命的科学”，其经典《阇罗迦集》与《妙闻集》中，系统阐述了“三大体液”（气、火、水）平衡决定寿命的理论，主张通过草药调理、饮食节制、瑜伽修行来维持体液平衡，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古印度人观察到大象、龟类的长寿特质，便将其视作灵性的象征，在宗教仪式中加以尊崇；他们从菩提树、郁金香等植物中提取药用成分，用于治疗疾病、滋养身体。而瑜伽这一修行方式，更是将身体养护与精神修炼融为一体，通过调身、调息、调心的手段，调和气血、强健体魄，成为古印度人追求长寿与内心平和的核心途径。
阿拉伯世界的寿命论探索，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作为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之地，它既吸纳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医学智慧，又融合了古印度、波斯的养生经验，最终形成了兼容并蓄、注重实证的鲜明特质。
在伊斯兰文化崛起后，《古兰经》中关于“生命由真主赐予”的教义，为阿拉伯人的寿命观奠定了宗教底色，但这并未阻碍医学的理性发展。相反，阿拉伯的学者们以“探求真主创造的奥秘”为动力，掀起了一场翻译与研究的热潮，将希波克拉底、盖伦的医学着作，以及古印度的阿育吠陀典籍翻译成阿拉伯文，为医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被誉为“阿拉伯医学之父”的拉齐，在《医学集成》中系统总结了不同动植物的药用价值与寿命规律，提出“饮食疗法优先于药物疗法”的养生理念；伊本·西那（阿维森纳）所着的《医典》，更是一部集大成的医学巨着，书中详细论述了人体生理、病理与寿命的关联，提出通过合理饮食、适度运动、调节情绪来延长寿命的具体方案，这部着作后来传入欧洲，成为中世纪欧洲医学的重要教材。
在日常生活中，阿拉伯人将养生智慧融入饮食与生活习惯，他们推崇蜂蜜、椰枣、橄榄油等天然食材的养生功效，注重饮食的清淡与节制；伊斯兰文化中的“每日五次礼拜”，也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一种身心调养的方式，通过固定时间的祈祷、冥想与肢体动作，调和身心、舒缓压力。
在哥伦布抵达之前，美洲大陆的印第安文明，早已形成了与自然深度共生的寿命认知体系。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印加文明的人们，将人类的寿命与天地日月、动植物的生长周期紧密相连，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寿命的长短取决于对自然规律的顺应程度。
玛雅人通过精准的天文观测，制定出复杂的历法，他们相信，人的生命与太阳、月亮的运行轨迹息息相关，遵循历法安排劳作、祭祀，便能获得自然的庇佑，延长寿命。在医学实践中，玛雅医者擅长利用本土的草药资源，如金鸡纳树（治疗疟疾）、古柯叶（缓解疼痛）等，来治疗疾病、维系健康；他们还通过放血疗法、按摩术来调理身体，这些实践虽带有原始宗教的色彩，却蕴含着朴素的医学智慧。
印加文明则构建起一套完善的社会医疗体系，设立专门的医疗机构，培养专业的医者，为民众提供治疗与养生指导。印加人推崇马铃薯、藜麦等本土作物的营养价值，将其作为日常饮食的核心，保障身体的营养供给；他们修建的梯田与灌溉系统，既顺应了自然规律，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保障，从物质层面支撑了民众的寿命质量。在印第安文明的认知中，寿命的价值并非个体的长寿，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