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两宋隔江对峙的辽、夏、金政权，在图册标注中融入了鲜明的民族特色。辽代以游牧文明为根基，编绘《契丹地理图》，图中以粗红线标注契丹部族的迁徙路线，用特殊符号标注牧场、水源与捺钵（帝王行营）所在地，打破了传统汉地图册重农耕轻游牧的局限。西夏则依托丝绸之路，编绘《西夏疆域图》，详细标注河西走廊的关隘、驿站与通商口岸，图中兼用西夏文与汉文注记，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金代入主中原后，借鉴宋人的标注体例，编绘《金源郡县志图》，既标注中原地区的州县建制，又保留了女真族聚居地的标注符号，实现了农耕与游牧文明在图册上的和谐共存。
及至元代，大一统的辽阔疆域为图册标注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元世祖忽必烈诏令郭守敬主持“四海测验”，在全国设立二十七个观测站，实测各地纬度与地形，为编绘全国舆图奠定了科学基础。朱思本耗费十年心血编撰的《舆地图》，以“计里画方”之法（每方折百里）精准绘制疆域，北至蒙古高原，南达南海诸岛，西抵西域，东及朝鲜半岛，标注内容涵盖山川、湖泊、城邑、驿站、民族聚居地等，其精度与范围均超越前代。此外，元代为管理庞大的疆域，编绘了大量《行省图》《站赤图》，前者标注行省边界与治所，后者标注全国驿站的分布与路线，成为维系大一统帝国的重要工具。尤为可贵的是，元代的图册标注还融入了西域与海外的地理认知，《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中，不仅标注了中原与边疆的地理信息，更记录了南洋诸国的方位与物产，展现出开放的世界视野。
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图册标注学，在政权更迭与民族交融中不断突破边界，既延续了两宋的精细与严谨，又吸纳了少数民族政权的独特视角，更在元代实现了大一统格局下的整合与升华，为明清时期图册标注学的集大成发展，铺就了一条多元共生的道路。
而在紧随其后的明清两代，中央集权制度达到顶峰，疆域的空前统一与科技的稳步发展，推动图册标注学迈入了集大成与精细化的终极阶段。官方主导的大规模图籍编绘工程层出不穷，民间的实用图册也蔚然成风，标注的体例、精度与涵盖范围，都达到了古代社会的巅峰水准。
明代立国之初，朱元璋便诏令天下州县绘制舆图，汇集成《大明混一图》，这幅图以南京为中心，上至蒙古高原，下至南海诸岛，西达非洲东部，东抵日本列岛，不仅以精准的符号标注了大明疆域内的山川、城邑、驿站、卫所，更以虚线标注了海外诸国的方位与航线，堪称中国古代最早的“世界地图”之一。明成祖时期，郑和七下西洋，随行的官员与画师沿途测绘，编纂成《郑和航海图》，图中以“针路”标注航向，以“更数”计算航程，详细标注了南海诸岛的位置、印度洋沿岸的港口、礁石分布与季风规律，甚至注明了各地的风土人情与贸易物产，是古代航海图册标注的典范之作。及至明代中后期，朝廷又组织编纂《大明会典》，其中收录的《九边图》《海防图》，更是将军事标注推向极致——以不同颜色区分边镇卫所的兵力部署，用特殊符号标注烽火台、关隘与屯田区，文字注记中详列守军人数、粮草储量与防御工事，成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与东南倭寇的战略利器。此外，明代的专业图册也愈发精细，《农政全书》中的农具图谱，标注了水车、耧车的构造与使用方法；《天工开物》中的器械图纸，精准标注了冶铁、造船、纺织等手工业的工艺流程；民间流传的《商旅图》《风水图》，则融入了市井生活的需求，标注内容更贴近民生。
清代入关后，承袭明代制度，又对图册标注进行了全面革新。康熙皇帝有感于前代舆图的粗略，诏令白晋、雷孝思等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合作，开展全国性的大地测量，历时十余年编纂成《皇舆全览图》。这幅图首次采用经纬度坐标与三角测量法，精准标注了全国的山川地貌、疆域边界，其精度远超历代舆图，甚至已能清晰分辨台湾岛、库页岛等岛屿的轮廓。乾隆时期，又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增补西域、西藏等地的测绘成果，编成《乾隆内府舆图》，疆域范围北至北冰洋，南至印度洋，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