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疆域舆图，唐代的专业图册标注也百花齐放。农业领域，官方编纂的《耒耜经图》，详细标注了曲辕犁等新式农具的结构、尺寸与使用方法，推动了农耕技术的普及；医学领域，孙思邈的《千金要方》附有《本草图》，以写实的笔法绘制药材形态，旁注产地、性味、炮制方法，成为中医药学的经典图文范本；城市规划领域，长安城的营建图纸，更是将标注精度推向极致，图中不仅标注了宫城、皇城、坊市的精确位置与尺寸，连街道的宽度、城门的朝向、排水系统的走向都有明确注记，见证了这座国际大都市的规划智慧。
尤为重要的是，唐代造纸术的精进与印刷术的萌芽，让图册标注的成果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官方图册藏于秘阁，民间则可通过抄录、翻印获取各类实用图册，从军事将领的行军图，到文人雅士的游历图，再到市井百姓的商旅图，图册标注已然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隋唐两代，图册标注学不再仅仅是王朝统治的工具，更成为记录盛世文明、传承科技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严谨的体例、精准的标注、丰富的内涵，不仅支撑了大一统帝国的治理，更为后世宋元时期图册标注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厚重的基础。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中原板荡，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图册标注学的发展虽失去了隋唐盛世的宏阔气象，却在乱世的夹缝中，延续着实用主义的命脉，更因政权割据与疆域碎片化，催生出极具针对性的标注特色。
这一时期，各方藩镇与小国皆将舆图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谁掌控了精准的疆域图、关隘图、粮草图，谁便握有战场与谈判桌上的主动权。后梁立国之初，朱温便诏令旧唐史官整理中原舆图，将汴梁周边的河渠、驿道、屯田区以朱墨详加标注，尤其对黄河渡口、运河水闸的标注格外精细——这些关乎粮草转运的命脉之地，在图册上被圈以红圈，旁注守军数量与补给周期，成为其巩固统治的核心依据。后唐灭梁后，又对图册进行修订，着重标注北方边境的契丹部族聚居地，以三角符号标识游牧骑兵的常袭路线，以虚线标注防御隘口，让军事标注的实用性达到了新的高度。
偏安江南的南唐、吴越等国，则因地制宜，将图册标注的重心转向水乡泽国的治理。南唐编纂的《江南水网图》，以细密的曲线勾勒江河湖汊，用方形符号标注圩田堤坝，用菱形符号标注水车水碓，甚至详细注记了不同河段的水位变化与通航能力，这份图册不仅是水利治理的指南，更是南唐发展漕运、繁荣商贸的重要依托。吴越国则专注于沿海疆域的标注，其《钱塘江海塘图》上，清晰标注了海塘的走向、加固节点与潮汛规律，为后世杭州地区的海塘修筑留存了珍贵的图文资料。
乱世之中，图册的载体也重回便携实用的轨道。隋唐时期盛行的大幅缣帛图册，因制作成本高昂、不易携带，逐渐被小巧的木牍图、纸本图取代。将领出征时，常随身携带折叠的纸本行军图，图中只标注关键的关隘、水源与敌军驻地，文字注记简洁凝练，堪称古代的“便携作战地图”。而官方珍藏的图册，则多被刻于石板之上，藏于密室，以防战火焚毁——后晋时期留存的《洛阳城邑图》碑刻，便是以这种方式保存下来的，其上标注的宫城、坊市、寺观位置，成为今人考证五代洛阳城的重要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图册标注，还因人口迁徙出现了文化交融的痕迹。北方士族南下，带来了中原的标注体例；而南方的土着部族，则将山林、瘴气区的独特认知融入图册，使得五代十国的图册，既有中原的严谨规整，又有南方的灵动细致。
尽管战乱让图册标注学失去了系统化整合的机会，却也让它彻底扎根于乱世的生存需求之中。那些散落于各政权的图册与标注技术，如同火种般被保存下来，等待着宋辽金夏时期，重新汇聚成燎原之势。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政权并立与民族交融的格局，让图册标注学跳出了单一汉地文明的框架，呈现出多元碰撞、兼容并蓄的繁盛景象。两宋重文兴技，将图册标注推向精细化与学科化的高峰；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则融入自身对疆域、游牧、边疆的独特认知，为其注入全新内涵；元代大一统后，更以空前辽阔的疆域为画布，绘就出兼具广度与精度的图册新篇。
两宋虽偏安一隅，却对图册标注的重视程度远超前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