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国力昌隆，对天文星象的重视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天文制度愈发完备，探究成果硕果累累。唐代对天文职官体系加以优化，将太史监多次改制完善，后更名为司天台，官员品级提升，职权更为明确，下设监、少监、丞等职，下辖各类专业人员数百人，分工极为精细，从观测记录、仪器维护到典籍编撰、历法修订，各司其职、协同高效，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天文运作体系。朝廷不仅在京城设司天台主台，更在各地州县设置辅助观测站点，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天文观测网络，实现了对星体运行的全域、全天候监测，海量精准的观测数据让星球分类的每一项细化都有了坚实依据。在分类体系上，唐代始终以三垣二十八宿为核心框架，却在细节上不断精进：对恒星的分类更为详尽，按亮度分为六等，一等星最亮，六等星最暗，这一亮度分级标准沿用千年，成为后世恒星分类的基准；对行星的认知突破显着，精准测算出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会合周期，明确区分行星运行的不同阶段，对其与节气、时令的对应关联梳理得更为清晰；对彗星、流星、新星等特殊星体的分类更趋细致，按形态、轨迹、出现频次对彗星加以区分，对流星的陨落方位、亮度变化详加记录，不再简单归为吉凶预兆，而是注重其客观特征的归类。
唐代天文学家群星璀璨，理论创新与实测研究交相辉映，推动星球分类认知持续精进。李淳风堪称唐代天文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编撰的《乙巳占》，既是星象观测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星体分类与解读的经典典籍，书中系统梳理三垣二十八宿及各类星体的名称、方位、类别，汇总历代观测成果，对星体的运行规律、分类标准作出详尽阐释，既保留了官方天文的实用价值，又剔除了大量迷信附会，极具学术价值；他还牵头改良浑仪，在传统浑仪基础上增设黄道环、赤道环、白道环，让仪器能同时精准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轨迹，大幅提升了观测精度，为星体分类的精准化提供了关键助力。僧一行则是唐代另一位划时代天文学家，他主持编撰《大衍历》，以近十年的精准观测为基础，历法精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其主导的全国天文大地测量，不仅为历法修订提供了数据支撑，更间接推动了对星体方位、距离的认知优化；他在观测中发现恒星位置的岁差变动，进一步验证并完善了东晋虞喜的岁差学说，让世人对恒星的认知从“恒定不动”转向动态理解，虽未改变既有分类框架，却为后世重新审视星体分类提供了全新视角。
天文典籍的编撰与传承在唐代蔚为大观，除《乙巳占》《大衍历》外，官修《旧唐书·天文志》《新唐书·天文志》详实记载了唐代天文成就，对前代分类体系的沿革、唐代的观测突破、仪器革新逐一记录，成为后世研究天文史的核心文献；各类私人天文着述、星象图谱层出不穷，图文并茂的星图绘制技艺日趋成熟，敦煌星图便是其中的瑰宝，以直观的长卷形式呈现全天星宿，精准标注三垣二十八宿及各类恒星的位置，分类清晰、排布规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星图之一，极具史料与学术价值。同时，天文知识的传播也更为广泛，唐代科举制度虽未将天文列为核心科目，却允许学者私下研习，不少文人墨客对星象多有涉猎，诗文中常以星宿入咏，既体现了星体分类认知的普及，也让这份天文智慧融入文学艺术之中，代代相传。
隋唐之际的天文探究，既有大一统王朝的资源优势，又有学者们的潜心求索，在星球分类领域实现了传承与突破的完美融合。这一时期确立的恒星亮度分级、完善的行星观测标准、精准的星体分类逻辑，皆成为后世不可撼动的基础，而仪器革新带来的观测精度提升、典籍编撰带来的知识传承，更让华夏天文体系走向巅峰。这份繁盛与积淀，不仅让隋唐天文成就蜚声中外，更为宋、元时期天文领域的进一步突破埋下了伏笔，在华夏天文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光耀千古的篇章。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四方割据，政权林立，更迭频仍，战火纷飞席卷中原大地，民生凋敝，百业受创，此前隋唐盛世奠定的恢弘天文基业虽遭重创，却未断绝根脉。各方政权虽偏安一隅、自顾不暇，却依旧将天文星象视作立政之本，以承袭正统自居，勉力维系天文观测与星体分类的传承，在颠沛乱世中守正存脉，偶有局部精进，为后续宋辽金夏的天文复兴留存了星火之光。
五代政权皆定都中原，虽国祚短促，却一脉相承唐制，每朝皆设司天台、太史局等专职天文机构，延揽唐代遗留的天文学者与工匠，竭力保全前代传下的浑仪、圭表等核心观测仪器，沿用隋唐确立的三垣二十八宿分类体系与恒星六等亮度分级标准，不敢有大的偏废。盖因乱世之中，王权更迭太快，各方君主皆需借星象昭示天命、安抚朝野，故而天文观测从未中断，每日星象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