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情报方面，唐朝在边境设立“军镇”，每个军镇配备“候骑”与“斥堠”：候骑负责远距离侦察，常深入突厥、吐蕃境内数百里，绘制地形与驻军图；斥堠则在烽燧台值守，延续并发展了汉代烽火制度——白天燃烟用“苣火”（芦苇捆），夜晚举火用“松明”，更创制“烟火数”暗号：一烟一火代表敌军不满千，三烟三火则表示敌军超万，信号传递速度较前代提升近一倍。贞观年间，李靖夜袭阴山擒获颉利可汗，正是得益于候骑提前传回的“突厥疏于防备”的关键情报，配合烽燧台的精准信号，实现了“兵贵神速”的经典战例。
外交情报网络更是远及海外。唐朝在西域设“安西都护府”，在东亚派“遣唐使”对接（反向也通过使团搜集邻国情报），外交官“鸿胪寺卿”不仅接待外宾，更要记录各国风俗、兵力、物产，汇编成《西域图记》《海东诸国记》等典籍。玄奘西行取经，表面是宗教之旅，实则也肩负着打探中亚诸国虚实的使命，其《大唐西域记》中对各国地理、政治的详细记载，成为朝廷制定西域政策的重要依据。
民间情报渠道同样活跃。长安、洛阳的“西市”“东市”汇聚了各国商人，他们的行商路线串联起情报网——波斯商人常将大食国的动向告知唐朝官吏，新罗留学生则带回朝鲜半岛的消息。甚至文人墨客的诗作也暗藏情报，如王维《使至塞上》中“大漠孤烟直”的描述，既绘边塞风光，也间接反映了烽燧台的运作状态，为后世研究唐代军事情报提供了佐证。
唐朝的情报理论也日臻完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李靖提出“料敌如神，必取于人”的观点，强调情报需结合人力侦察与数据分析；杜佑《通典·兵典》更是专列“间谍”篇，系统总结了“因间、内间、反间”的运用技巧，主张“情报者，三军之眼目也”。这些思想让情报集制从实践层面上升至理论高度，影响深远。
隋唐的情报集制，如同帝国的“神经系统”，以中央为枢纽，辐射至边疆、海外、民间，既服务于皇权统治，也推动着多民族国家的融合与对外交流。那些穿梭于驿道的驿使、值守烽燧的斥堠、奔波于市集的商人，共同编织起一张无形的网，让盛唐的光芒不仅来自金戈铁马与诗词歌赋，更来自对信息的精准掌控——这正是大一统王朝生命力的隐秘密码。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的乱世如同一个巨大的熔炉，将情报集制锤炼得更加凌厉而直接。政权更迭如同走马灯，短短五十三年间，中原大地换了五个王朝，南方更是裂变为十个割据政权，“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铁律之下，情报的价值被压缩到最核心的生存需求——要么用来保命，要么用来夺权。
军事侦察成了情报的绝对主角。各国军队几乎都设立“探马”，这些人多是流亡的士兵或猎户，熟悉地形，能在荒郊野岭潜伏数日，只为摸清敌军的粮草屯驻地与夜袭路线。后唐庄宗李存勖灭梁之战中，探马伪装成割草的农夫，混入梁军营地，数清了对方的篝火数量，算出兵力远超己方，李存勖据此放弃正面强攻，转而奇袭梁军粮道，一战逆转战局。这种“以少胜多”的背后，是探马用命换来的精准情报。
情报传递则褪去了隋唐的繁复规制，变得极度务实。由于疆域狭小、战事频繁，“飞骑”成了主流——骑士腰系竹筒，内藏情报，日夜兼程，遇到关卡不待盘问便策马冲过，生死全凭马速。南吴与南唐交战时，有探马一日奔袭三百里，马毙于途，他竟背着竹筒徒步跑了最后十里，将“敌军诈降”的情报及时送到，保住了整支守军。这种近乎原始的强悍，正是乱世情报的底色。
宫廷内部的情报斗争更显赤裸。五代的帝王多起于行伍，对身边人极不信任，往往在亲军之外另设“宸翰院”，由最亲信的武将掌管，专门刺探将相言行。后汉隐帝刘承佑忌惮郭威兵权，派宸翰院的人伪装成厨子，潜入郭威军中，试图下毒，虽未成功，却直接点燃了郭威兵变的导火索。这种“贴身监视”已无半分制度遮掩，只剩下赤裸裸的权力博弈。
民间情报渠道则依附于流民与商贩。由于战乱导致人口频繁迁徙，流民成了天然的情报载体——他们逃到哪，就把某地的战况、兵力虚实带到哪。而游走于各国边境的盐商，更是将情报交易融入日常，用一担盐换“某城守将贪财”的消息，用一匹布换“某条小路可绕开守军”的地图，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往往能在关键时刻决定一场小规模战斗的胜负。南唐后主李煜曾派画师伪装成商人，沿着长江写生，实则将沿岸的后周驻军分布绘成画卷，这种“艺术掩护”的情报方式，算是乱世中难得的一抹巧思。
这一时期的情报几乎没有理论可言，却将“实用主义”发挥到极致：有用的就是对的，能救命的就是好的。那些藏在发髻里的字条、刻在箭杆上的暗号、混在伤口敷料里的地图，都在诉说着：在人命如草芥的年代，情报不是体系，不是制度，只是活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