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不久，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休，情报集制在分裂与融合的漩涡中呈现出更复杂的形态，兼具军事对抗的诡谲与文化交融的多元。
三国鼎立格局下，情报成为各国角力的核心武器。曹魏设立“校事”一职，由皇帝直接掌控，其职责远超东汉的校事官，不仅监察群臣，更深入吴、蜀两国刺探军情。《三国志》记载，曹操派校事刘晔潜入江东，凭借其“多智善辩”的特质，伪装成隐士与孙权身边近臣结交，成功获取了东吴的水军布防图，为赤壁之战前的军事部署提供了关键参考——虽然后来曹军因火攻失利，但情报的价值已显露无遗。
蜀汉则依托“军议司”统筹情报，诸葛亮北伐时，派马谡镇守街亭，实则令其暗中联络陇右士族，搜集当地民心与魏军动向。而“间谍”的运用更显精妙：姜维九伐中原期间，多次遣人伪装成魏兵，混入敌军营地，通过传递假情报扰乱魏军判断，甚至策反了部分魏将，其“知彼知己”的情报策略，让弱小的蜀汉得以在与曹魏的对抗中屡次占据主动。
东吴的情报网络则以“典校郎”为核心，他们表面负责校勘典籍，实则专司刺探群臣隐私与敌国动向。孙权曾派典校郎吕壹潜入荆州，借商贸之名搜集关羽的驻军情报，最终联合曹操袭取荆州，斩杀关羽——这场战役的关键，正是吕壹传回的“关羽调兵攻樊城、后方空虚”的精准情报。
两晋时期，门阀士族崛起，情报集制染上了更多权力斗争的色彩。西晋的“中护军”不仅掌禁军，更暗中监视诸王与士族，八王之乱中，赵王司马伦正是通过中护军刺探到齐王司马冏的起兵计划，才得以提前布局反扑。而东晋偏安江南后，为防备北方政权与内部士族叛乱，设立“门下省”，其属官“给事中”专司“密奏”，通过搜集官吏言行与民间舆情，为皇帝提供决策依据，甚至能左右士族的升降任免。
南北朝的分裂局面，让情报集制呈现出南北迥异的特点。南朝宋、齐、梁、陈延续东晋制度，以“中书舍人”执掌情报，他们多出身寒门，凭借皇帝的信任，深入士族府邸刺探动静，成为皇权制衡门阀的工具——宋孝武帝时期，中书舍人戴法兴通过监控士族的书信往来，成功挫败了刘义宣的谋反计划。北朝则因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情报集制更重军事侦察，北魏的“候官”制度最为典型，他们身着便服，遍布城乡，不仅刺探南朝军情，更监控鲜卑贵族的汉化动向，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前，正是通过候官搜集到贵族的反对情绪，才制定了“迁都洛阳”的迂回策略。
这一时期的情报传递技术也有新突破：三国时发明的“木牛流马”，不仅是运输工具，更能暗藏情报；东晋的“飞鸽传书”虽未普及，却已用于紧急军情传递——淝水之战前，谢安正是通过信鸽收到了前秦军队的布防情报，才定下“破釜沉舟”的战术。而情报理论则散见于各类兵书与史着，《三国志》《后汉书》中对“用间”“刺探”的记载，进一步丰富了古代情报的实践经验，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情报集制，在乱世中突破了大一统时期的制度束缚，呈现出“军事优先、明暗交织、南北各异”的特点，其“以情报定胜负、以密探制权力”的运作逻辑，让情报的价值超越了单纯的信息传递，成为决定政权兴衰、疆域变迁的关键力量，也为隋唐时期更成熟的情报体系埋下了伏笔。
而在隋唐之际，大一统王朝的重建为情报集制注入了恢宏气象，在继承前代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更为精密、系统的运作体系，如同一张铺展在万里江山的巨网，既守护着帝国的安稳，也推动着文明的繁盛。
隋朝立国后，为强化中央集权，将情报监察与行政体系深度融合。隋文帝设立“御史台”作为核心情报枢纽，其下“监察御史”分巡各地，不仅督查官吏政绩，更要刺探地方是否暗藏反叛势力。开皇年间，为防备江南士族异动，朝廷派监察御史伪装成商人，深入会稽、吴郡等地，通过与地方乡绅“贸易往来”，搜集到士族私藏兵器、串联起事的情报，提前平定了潜在叛乱，这一行动被载入《隋书·刑法志》，成为“以情报防患于未然”的典范。
隋朝的情报传递依托大运河与驰道构建起“邮驿网络”，驿站遍布全国，驿马日行三百里，紧急军情可“换马不换人”直达长安。据《隋书·百官志》记载，从岭南到长安的情报传递，原本需五十日，借助这套系统缩减至十日，信息流转效率的提升，让中央对边疆的掌控力大幅增强。而“符牌”制度的完善更添严密——不同等级的情报配用不同材质的符牌，金符调兵、银符赈灾、铜符传令，层层加密，确保指令精准无误。
唐朝的情报集制更趋成熟，形成“多轨并行”的格局。中央层面，“御史台”下设“殿中侍御史”掌宫廷监察，“监察御史”掌地方巡查，如同帝国的“眼睛”，时刻捕捉异常动向。武则天时期创设的“匦检制度”堪称创举：在洛阳、长安设“铜匦”，分“延恩”“招谏”“伸冤”“通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