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健康养生的发展虽受战乱掣肘，却仍在夹缝中延续与调适，呈现出务实求生的鲜明特质。
这一时期，民生凋敝，人们对健康的渴求更聚焦于“保命”与“避疫”，养生实践褪去了盛唐的奢华精致，转向朴素实用的生存智慧。医者们奔波于乱世，将医疗与养生结合，注重通过简易手段防治时疫、调理伤病，如推广“艾灸防疫”“草药茶饮”等方法，虽简陋却有效，成为民间自保的重要依托。
饮食养生更重“饱腹”与“疗疾”的结合，因物资匮乏，人们善于利用有限食材调养身体，如用杂粮煮粥补气血、以野菜清热解毒，将“食药同源”的理念融入日常果腹，形成了“饥时为食，病时为药”的朴素养生观。
导引术与武术进一步融合，成为民众强身自卫的手段。战乱中，人们更需强健体魄应对颠沛流离，简化版的导引动作与防身术结合，如“简化五禽戏”“基础拳脚”等，既能活络气血，又能御敌自保，使养生从“延年”转向“应急”，更贴近乱世生存需求。
精神养生则多与宗教慰藉相联系，动荡的时局让人们更易从佛道思想中寻求心灵安宁。佛家的“因果轮回”、道家的“顺应自然”成为乱世中的精神支柱，通过诵经、打坐、忏悔等方式调适情绪，在苦难中维系内心平衡，这种“以心御境”的养生方式，成为特殊年代人们安顿身心的重要途径。
尽管这一时期缺乏系统的理论着述，养生实践也多散落在民间日用之中，但正是这种贴近生存本真的探索，让健康养生的核心精神——“顺应自然、调和身心”得以延续。医者的奔走、民众的自救、宗教的慰藉，共同构成了乱世中养生文化的底色，为宋以后养生体系的重构与发展保存了火种。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政权并立与民族交融推动了健康养生的多元碰撞与整合，使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务实创新、兼容并蓄的时代特征。
宋代以文治国，社会相对稳定，科技文化繁荣，为养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政府重视医学与养生，设立“翰林医官院”“惠民药局”等机构，推广医药知识，编纂《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大型医书，其中收录了大量养生方剂与食疗方，如“枸杞粥”“茯苓饼”等，将药养与日常饮食结合，使养生智慧走向规范化、普及化。
这一时期，理学兴起，儒家“修身”思想与养生深度融合，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自我节制，主张通过克己、自省调节情志，将道德修养与身心调和相统一。文人阶层崇尚“雅趣养生”，琴棋书画、园艺茶事皆被视为养性之道，苏轼提出“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将劳逸结合、顺应自然的理念融入生活，其《东坡志林》中记载的养生经验，体现了文人对“身心合一”的独特探索。
医学理论进一步深化，金元四大家从不同角度阐释养生要义：刘完素强调“火热致病”，主张“清热泻火”以养生；张从正倡导“攻邪已病”，认为去除病邪是健康之本；李杲注重“脾胃为后天之本”，提出“调理脾胃”的养生观；朱震亨则主张“滋阴降火”，强调“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平衡之道。四家学说虽各有侧重，却共同丰富了中医养生的辨证思想，使养生更具针对性。
饮食养生在宋代达到新高度，《饮膳正要》系统总结了饮食与健康的关系，强调“饮食有节，五味调和”，对食物的性味、搭配、禁忌作出详细论述。民间饮食习俗也蕴含养生智慧，如宋代盛行的“晨粥”“晚汤”，便是根据昼夜节律调配的养生餐食，体现了“顺时饮食”的理念。
导引与武术养生持续发展，宋代出现了《八段锦》的完整图谱与口诀，动作更趋规范，强调“意守丹田”“气沉丹田”，将意念、呼吸与肢体运动紧密结合。民间武术如太极拳的雏形开始形成，兼具强身与防身功能，成为民众喜爱的养生方式。
辽、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其游牧民族的养生经验与汉族传统养生相互融合。蒙古族注重“食肉饮乳”的膳食结构，其“诈马宴”虽奢华，却也蕴含着高蛋白、高热量的养生智慧；他们擅长的“按摩疗法”“放血疗法”与中医针灸推拿结合，丰富了外治养生的手段。
宗教养生在这一时期也有新发展，道教“内丹术”日趋成熟，主张通过“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达到延年益寿；佛教“禅修”与本土“静功”融合，强调通过静坐冥想调节身心，与儒家“静以修身”形成呼应。
从官方的体系化整理到民间的生活化实践，从汉民族的传统智慧到各民族的经验融合，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健康养生既延续了“天人合一”“形神共养”的核心，又因时代需求更趋务实、多元。这种兼容并蓄的探索，不仅推动了养生文化的普及，更为明清养生体系的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使其成为中华养生文化发展史上承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