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玄学兴起，士人阶层崇尚“放达”，将对生命本真的追求融入养生之道。嵇康在《养生论》中系统阐述“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的养生观，主张“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强调精神超脱对延年益寿的重要性，批判“名利不灭”“喜怒不除”的伤身之举，将道家“虚静”思想与儒家“修身”理念相融合，为养生注入了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
战乱频发使人们更重现世康健，推动了医疗技术与养生实践的结合。王叔和编撰《脉经》，系统整理脉学理论，为通过脉象判断健康状况、调整养生方略提供了精准依据；葛洪《抱朴子》既载炼丹术，也录“却老延年”之法，提倡“调护气息，慎节起卧，均适寒温”的日常养护，其“治未病”的思想与民间“避疫”实践结合，形成了如“正月旦吞鸡子一枚”等具有时令特色的养生习俗。
佛教传入与本土文化交融，也为养生带来新的视角。佛家“禅定”“止观”之法与道家导引、儒家静修相呼应，推动了“坐禅养生”的兴起，主张通过调心、调息达到身心安宁，这种注重精神内观的养护方式，丰富了情志养生的内涵。
饮食养生更趋精细化，《齐民要术》不仅记载农桑技艺，更专列“饮食篇”，详述食物加工、储存与性味调和之法，如“作酱法”“酿醋法”等，既保障食物营养，也体现“食药同源”的理念。民间则因战乱迁徙，促进了不同地域饮食文化的交流，形成了适应各地气候水土的养生食谱。
导引术在这一时期持续发展，陶弘景编撰《养性延命录》，收录“五禽戏”“六字诀”等多种导引方法，强调“动以养形，静以养神”的动静结合之道，将肢体运动与呼吸调节、意念专注相结合，使养生术更具系统性与可操作性。
尽管时局动荡，这一时期的养生探索仍延续了“天人合一”的核心，在融合玄学、佛学思想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了对“身心互济”“形神共养”的认知。士人的哲学思辨、医者的临床实践、民间的生存智慧相互交织，使健康养生在乱世中不仅是维系生命的手段，更成为人们安顿心灵、寄托对安宁生活向往的载体，为隋唐养生文化的鼎盛埋下了伏笔。
而在隋唐之际，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为健康养生的发展提供了沃土，使其在继承前代基础上走向鼎盛，呈现出兼容并蓄、体系完备的鲜明特征。
唐代国力强盛，中外交流频繁，养生理念也吸纳了异域文化的养分。宫廷设立“尚药局”“药藏局”等机构，配备专职医官与药师，形成了从疾病预防、诊疗到日常养护的完整体系，将皇室健康管理推向精细化。唐太宗曾命人编撰《唐本草》，作为国家颁布的第一部药典，系统收录药物八百余种，其中不少药材用于食疗养生，如阿胶、枸杞、茯苓等，为药食同源的实践提供了权威依据。
这一时期，医学理论进一步完善，孙思邈所着《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堪称养生巨着，不仅总结了历代医疗经验，更提出“大医精诚”的医德规范，将养生与医者仁心相结合。他主张“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强调预防为先，提出“养性之道，莫久行、久坐、久卧、久视、久听”的“五劳所伤”警示，以及“食欲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的日常养生准则，其“年过百岁而视听不衰”的实践，更印证了养生理念的实效。
饮食养生在唐代达到新高度，宫廷与民间均注重“食饮有节”与“性味调和”。《食疗本草》专门记载食物的养生功效，如“莲子主五脏不足，利耳目，聪明”“蜂蜜主心腹邪气，诸惊痫痉，安五脏诸不足”，将日常饮食与滋补养生紧密结合。唐代盛行的“药粥”“药膳”，便是将药材与谷物、肉类搭配，既美味又具调理功效，成为流传至今的养生方式。
导引术与武术养生融合发展，形成了如“八段锦”等成套养生功法，强调“调身、调息、调心”三位一体，通过肢体舒展、呼吸吐纳达到气血畅通。宫廷贵族常习“导引”以强身，民间则流传着简化的养生操，如“踏歌”等，将运动与娱乐结合，体现了“动则不衰”的理念。
情志养生与社会文化生活深度融合，唐代文人崇尚“诗酒风流”，却也注重精神调适。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豁达，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情，皆蕴含着顺应自然、释放情志的养生智慧。佛教“禅修”与道家“内丹”术在士人中流行，通过静坐、冥想达到心灵平和，与儒家“修身养性”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多元的精神养生体系。
中外养生文化的交流尤为突出，丝绸之路不仅带来了香料、药材，也传入了西域的养生方法，如按摩术、芳香疗法等，与本土养生理念融合。同时，唐代的养生着作与实践也通过文化交流影响周边国家，成为东方养生文化的重要输出期。
从宫廷的奢华养生到民间的朴素养护，从医者的专业理论到文人的生活智慧，隋唐时期的健康养生已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形成了“全民关注”的态势。其核心仍延续“天人合一”“形神共养”，但在实践中更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