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边，鲁国大夫穆叔衔命出使宋国，以鲁国朝堂之名，向宋国正式通报鲁襄公即位之事，随行携有厚礼，依循邦交聘问之仪，礼数周全、言辞恭谨，既彰显鲁国朝堂的诚意，亦借此巩固鲁宋两国的邦交情谊，确保两国在列国纷争之中，仍能维系安稳往来的局面。
时至孟冬，寒意渐深，诸侯各国再度于戚地会盟，此次与会之人较之前番更为齐整，齐国大夫崔杼如约而至，滕国、薛国、小邾国的大夫亦纷纷赴会，此番诸国齐聚，正是因知武子此前一番周全进言与晋国从中斡旋之功。盟约既定，诸国当即抽调人力物力，齐聚虎牢之地，昼夜不停督工修筑城墙，夯土砌石、筑牢壁垒，虎牢本就是兵家险要之地，此番城墙高筑，更是形成了对郑国的绝对军事威慑，郑国见诸侯联军势大，又被虎牢险关所扼，已然再无抗衡之力，朝堂上下经过一番紧急商议，终究是放下顾虑，主动遣使前往诸侯联军处求和，决意与晋国修好，自此解除与晋国的对立之势，依附之态悄然转变。
南方楚国朝堂，此刻正暗流涌动，公子申身居右司马之职，手握一定兵权，却心怀异心，行事骄纵跋扈，屡次借机大肆收受依附楚国的小国所献厚礼，积攒财帛、培植势力，凭借手中积攒的财力与势力，处处锋芒毕露，时常以此威逼打压子重、子辛两位重臣，妄图撼动朝堂格局，攫取更多权力。公子申的肆意妄为，已然扰乱楚国朝堂秩序，引得国中上下怨声载道，亦触动了国君的底线，楚君为稳固朝局、震慑群臣，当即下令将公子申诛杀。公子申身为楚国大夫，却因私乱政、构陷同僚，终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春秋》之中特意记载“楚杀其大夫公子申”，正是以春秋笔法明其罪责，彰其过恶，以示礼法纲纪不可违逆。
眼见鲁襄公第二年秋冬后两季，相比先前有更多事情，王嘉这小子，在这一刻，相比于先前，也是有了更多感悟。
“春秋时局，果真是波谲云诡，牵一发而动全身，秋冬两季的风云变幻，更见列国博弈的深谋与无奈啊。郑国国丧逢敌，本是内忧外患的绝境，子驷守先君遗命拒背楚盟，看似固执，实则是守一国信义，可乱世之中，单靠信义难挡兵戈，晋军压境的窘迫，诸侯环伺的危机，终究是让郑国低头归晋，这般从楚到附晋的转变，哪里是本心所向，不过是迫于时势的权衡，弱国在强国夹缝中求存，从来都是身不由己，半点由不得自己抉择。”
“戚地两度会盟，前后光景截然不同，初时齐国掣肘、小国缺席，诸侯离心，议事难成，幸得孟献子有筑城制郑的远见，知武子有察势谋局的通透，既识郑国之患，亦明齐国之扰，步步为营、进退有度，先谋齐国来盟，再聚诸侯之力筑虎牢城，一招威慑便让郑国俯首，这般谋略，当真令人叹服。由此可见，列国相争，非只凭勇力，更需懂审时度势、合纵连横，同心方能成事，离心则难成气候，虎牢筑城看似是针对郑国，实则是诸侯同盟凝聚心力的彰显，亦是晋国稳中原霸主之位的妙棋。”
“穆叔使宋报即位，看似只是寻常邦交聘问，却藏着鲁国立身于列国的智慧，乱世之中，礼尚往来既是维系邦谊的纽带，亦是稳住自身局势的根基，鲁国虽非最强，却守礼有序，步步为营，方能在纷争中安身，这份沉稳，亦是立身之本。”
“再看楚国，公子申恃权乱政，敛财植党、构陷同僚，妄图以私力乱公局，终究是触碰君权底线、悖逆朝堂纲纪，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春秋》记其事，正是明礼法、正纲常，告诫世人无论身居何位，皆不可因私废公、恃权妄为。楚国虽强，却也难逃朝堂内乱之扰，权臣相争、人心浮动，怕是也会牵动其在中原的布局，此前郑国依附于楚，如今郑国归晋，楚国经此内乱再失郑国，其势怕是要稍减几分。”
“这秋冬一季，有弱国的进退两难，有强国的谋定后动，有朝堂的忠奸博弈，亦有礼法的坚守惩戒。说到底，乱世之中，国无强弱皆有其困，君需明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