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别之际，荀罃私下对仲孙蔑道：“楚国人悍勇，不可小觑。鲁国需多积粮草、修缮城防，待来年诸侯会盟，共图大业。”仲孙蔑深以为然，将其言语牢记于心，归国后即刻禀报三桓。三桓随即下令，在鲁国境内广设粮仓，鼓励百姓垦荒种粮，又命工匠修缮兵器、训练甲士。寒风之中，鲁国军民皆在为来年战事默默准备，而三桓辅政下的鲁国，也在晋楚争霸的棋局中，谨慎地走好每一步，以维系自身的生存与尊严。
话说回来，就在鲁襄公成为鲁国新任国君诸侯，同时也是周王室周灵王的父亲周简王在位的第十四个年头，同时也是最后一年之际，元年春己亥日，凛冽的寒风仍在泗水两岸盘旋，晋、鲁、宋、卫等诸侯联军的旌旗，已如林而立，将彭城围得水泄不通。这彭城本是宋国旧邑，却因宋国大夫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五人作乱，引楚兵据守，早已脱离宋国管控；而《春秋》记载此事时，仍将其记作“宋彭城”，实则是追述其旧属，亦是因联军此番出兵，本就是为宋国讨伐叛臣，故而依从宋国的立场，称其为宋地。更有一层深意在于，经传之中并未书叛乱者五人的姓名，正是为了顾全宋国的颜面，顺从宋国人不欲张扬宗室大夫叛乱之耻的意愿。
围城多日，彭城之内早已粮秣告罄，楚军援兵又被联军水师阻于泗水上游，城中人心惶惶。鱼石等人困守孤城，外无救兵，内无粮草，终究是撑持不住，只得遣使向晋军主帅栾黡请降。栾黡入彭城受降，尽收城中兵甲粮草，又命人将鱼石等五位宋国叛臣押解起来，亲自率领晋军精锐，将他们带回晋国，安置在晋国境内的瓠丘之地——此举看似宽大，实则是将五人软禁，既剪除了宋国的内乱隐患，又为晋国攥住了制衡宋国的筹码，可谓一举两得。
诸侯联军合围彭城之时，唯独齐国按兵不动，未曾派遣一兵一卒前来相助。晋悼公正欲借诸侯之力树立威信，齐国此举，无疑是公然藐视晋国的号令。待彭城之围解后，晋国便遣使赴齐，以“怠慢盟军、无视盟约”为由，向齐灵公问罪。齐灵公自知国力难与晋国抗衡，不敢与晋悼公翻脸，只得忍气吞声，在二月将太子光送往晋国都城绛邑做人质，以此平息晋国的怒火。太子光离齐赴晋之日，临淄城内百姓夹道相送，人人面露忧色，皆知太子入晋为质，是齐国示弱于晋的耻辱，却也无可奈何——晋强齐弱，唯有隐忍，方能暂保邦国安宁。
夏五月，中原大地已是榴花似火，暑气渐盛。晋国中军元帅韩厥、上军佐荀偃奉晋悼公之命，率领晋国三军，以及鲁、卫、曹、邾等诸侯的联军，挥师南下，直扑郑国而来。郑国自恃有楚国撑腰，屡屡背晋，此番更是紧闭城门，欲凭坚城顽抗。韩厥与荀偃二人皆是晋国宿将，用兵老辣，联军兵临新郑城下，并未急于强攻，而是先命军士架起云梯，向城中射箭传檄，历数郑国背盟之罪；随后又令鲁、卫之师绕至新郑西门，佯攻诱敌，待郑军主力被吸引至西门，荀偃便亲率晋军精锐，猛攻新郑东门。
东门守卒猝不及防，很快便被联军攻破，韩厥一马当先，率军冲入郑都外城，郑军仓皇败退，只得退守内城。慌乱之中，郑国的步兵部队被联军逼至洧水之滨，前有滔滔河水，后有联军铁骑，进退无路。韩厥下令擂鼓冲锋，联军将士齐声呐喊，奋勇冲杀，郑军步兵阵脚大乱，纷纷溃散，不少人慌不择路，坠入洧水之中，溺死者不计其数。洧水岸边，一时间尸横遍野，鲜血染红了半条河水，新郑内城的郑国君臣，站在城头望见这般惨状，无不面色惨白，心惊胆战。
就在韩厥、荀偃率领联军猛攻新郑之时，以鲁国卿士仲孙蔑为首的东方诸侯军队，正按晋悼公的预先部署，驻扎在鄫地整兵待命。鄫地地势险要，东可扼守莒、邾，西可驰援新郑，是联军的重要策应之地。仲孙蔑每日命军士操练阵法，修缮兵甲，又派人密切监视楚军动向，随时向晋军传递情报，只待晋军的号令传来。
待新郑外城被攻破、郑军大败于洧水之后，韩厥、荀偃并未恋战，而是留下部分军队围困新郑内城，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星夜赶往鄫地，与仲孙蔑所率的东方诸侯军队会合。晋悼公之意，是要趁楚军尚未反应过来之际，挥师南下，侵袭楚国的边境城邑，以报楚国扶持郑国、对抗晋国之仇。联军合兵一处，士气更盛，随即调转兵锋，向南挺进，先后袭扰了楚国的焦地、夷地二邑，将城中的粮草、牲畜劫掠一空，又乘胜挥师东进，攻入陈国境内。陈国素来依附楚国，不敢抵挡联军锋芒，只得紧闭城门，任由联军在城外烧杀劫掠。
为保障前方联军的粮草供应与退路安全，晋悼公亲自与卫献公一同，率领中军一部，驻扎在戚地。戚地位于黄河之畔，是晋、卫两国交界的要冲，既可随时调拨粮草支援前线，又能在楚军北上时，迅速出兵拦截。晋悼公立于戚地的营垒之上，望着南方连绵的烽火，抚须而立——此番攻郑、袭楚、伐陈，皆是为了震慑诸侯，巩固晋国的霸主地位。而远处的前线，联军的旌旗正随风猎猎，一场搅动中原格局的风云变幻，才刚刚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