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大一统的发展框架再度瓦解，政权更迭频繁、疆域分裂破碎的现实，让“生存优先、务实灵活”成为各割据政权发展认知的核心。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乱世不同，这一时期的政权多崛起于唐末藩镇，统治者更懂“以资源换存续”的生存逻辑，发展领域的选择完全围绕“短期实效”展开——后梁、后唐等中原政权依托黄河流域的农业基础，虽无力推行完整的均田制，却仍坚持“轻徭薄赋、招抚流民”，通过修复局部水利设施（如汴河支流）保障粮食生产，毕竟“粮足则兵强”是乱世立足的根本；而南唐、吴越等南方政权则避开中原战乱的锋芒，将发展重心转向“手工业与商贸”，南唐的织锦业、吴越的制瓷业（如越窑秘色瓷）技艺远超北方，它们通过与契丹、东南亚的贸易换取战马与军资，甚至开辟海上航线，以“商业立国”的思路维系政权存续，形成“北重农战、南重工商”的鲜明发展分野。
这一时期的发展认知，少了盛唐的开放包容，多了乱世的务实功利。各国几乎都放弃了对“长效制度建设”的探索，转而聚焦能快速见效的领域：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以换取契丹支持，本质是用“战略资源”换取政权存续，牺牲了长期发展空间；后蜀则凭借四川盆地的地理阻隔，专注于内部资源开发，其盐铁业与丝织业的繁荣，更多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奢靡需求，而非推动社会整体发展。即便是相对稳定的吴越国，钱镠推行“修塘筑堤”发展农业，核心目的也是为了“保境安民以固政权”，而非构建系统性的发展体系。这种“短视化”的发展选择，虽让部分政权在短期内得以存续，却也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碎片化，技术传承断裂（如唐三彩技艺在北方几乎失传），为后续宋朝的发展留下了诸多隐患。
典籍与艺术作品对这一时期发展认知的记录，也多带着乱世的仓促与碎片化。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虽以细腻笔触描绘了南唐士族的生活，却从画面中“琵琶、箫管等乐器”“织锦屏风”等元素，折射出手工业仍在民间存续的微光；《旧五代史·食货志》中“兵戈不息，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的记载，直白揭露了战乱对农业发展的破坏；而吴越国编修的《钱氏宗谱》中对“修堤治水”的反复提及，则成为少数记录政权主动发展农业的文献。这些作品没有盛唐的恢弘叙事，更多是对乱世中“局部发展、艰难求生”的真实写照，它们所承载的发展认知，虽零散却务实，为宋朝统一后整合南北发展经验提供了重要参考——比如南方政权的工商发展模式，便在宋朝得到了进一步延续与升华。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对于选择发展，多政权并立与民族深度交融的格局，打破了传统农耕文明单一的发展框架，形成“多元碰撞、互鉴共生”的独特认知图景——不同政权基于自身文明特质与生存需求，选择差异化发展路径，却又在交流中相互渗透，共同推动这一时期的发展认知突破“农本工商末”的传统桎梏。
宋朝虽偏安一隅，却将五代十国南方政权的工商发展经验推向极致，形成“以商促农、以工兴邦”的新型发展逻辑。在农业领域，宋朝不再局限于传统粮食种植，而是鼓励经济作物（如茶叶、棉花）规模化种植，福建建安的茶园、江南的棉田连绵成片，这些作物通过商业网络远销北方与海外，形成“农业商品化”的新趋势；手工业领域，民营作坊彻底超越官营，景德镇的瓷器、苏州的丝绸、成都的织锦通过“商行”组织，建立起从生产到销售的完整链条，甚至出现了“雇佣工匠”，手工业发展首次具备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特征；商业领域更是突破时空限制，“交子”“会子”等纸币流通，打破了金属货币的局限，临安、开封等城市“坊市不分”，夜市、早市昼夜不息，《东京梦华录》中“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的描写，正是商业繁荣的真实写照——宋朝的发展选择，本质是对“发展多元性”的深度认可，即农业、手工业、商业并非对立，而是可形成“良性循环”的有机整体。
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则基于游牧与农耕交融的文明特质，选择“农牧并重、兼容并蓄”的发展路径。辽朝推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双轨政策，在草原保留畜牧业以保障军资，在燕云十